张贵峰
据《北京娱乐信报》1月4日报道，教育部有关人士称，《考试法》草案预计在今年出台。据介绍，针对考试舞弊，现在都是用行政命令或者规章、文件方式来规范，如“开考60分钟内不得交卷”、“取消作弊者考试资格”等规定，相关的法规却显得空泛，因此，制定一部《考试法》一直以来被给予广泛期待，可谓“千呼万唤”。
和许多人一样，在考试日益成为社会生活重要部分的今天，笔者对出台《考试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考试行为的必要性，不持异议。但是，如果因此就把预防、制止如今层出不穷的各种考试问题，都寄托到《考试法》身上，笔者以为又并不恰当，换言之，靠一部《考试法》能治多少考试病？值得掂量。
首先，指望以《考试法》作为对付考试弊病的利器，其逻辑前提显然是，考场舞弊现象之所以屡禁不绝甚至不断蔓延、泛滥，现行考试法规在维护考场秩序、惩处违规行为上措施不够得力，是其原因。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从近年来各地考试机关颁布的各种考规考纪来看，越来越严厉的趋势其实非常明显，然而，舞弊行为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根本扭转，泄题、代考等现象照样上演。很明显，考试病虽然表现在考场上，但病根却在考场外，一味地在禁堵上“加码”、追加处罚措施，并不是对症的办法。
在笔者看来，在应试教育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的大格局下，考试被赋予太多其不应承受、也承受不了的游离乃至违背教育初衷的额外功能、负担，这才是考试舞弊难以真正禁绝的根源：无论是在中学阶段的中考、高考，还是大学阶段的四六级、考研，考试都既是体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教育成绩的最终标尺，也成了教育本身。所以，教育体制如果得不到进一步的完善，考场舞弊乱象会因为有更高规格的法律出台而一举得以澄清吗？
再者，从法治角度看，规范严格的法律条文当然必不可少，然而法治之所以成立，法条的多寡显然并不是根本，法律制定后的可执行性，其本身是否能被社会普遍尊敬、信仰，无疑更为关键。而如果不从反省教育本身的高度去寻找病根，而幻想严刑峻法式的治理，那无异于缘木求鱼，法治秩序也最终不可能得到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