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盲目扩招 答辩会上导师认不出自己的学生

　　导师和研究生一年见不了几次面怎么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自己很忙，我的导师更忙，一年见不到几次面，他怎么对我负责啊？”去年刚刚从上海市某著名高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赵华(化名)今天告诉记者，自己的毕业论文是在答辩前3天给导师看的，“他看没看我不知道，但没提什么意见，说了句‘可以’我就答辩了，反正都是‘自己人’，走个过场就行了，没有老师难为我”。

　　实际上，这篇硕士学位论文只花了赵华两个星期时间，“说实话，大部分材料都是从网上下载的，拼拼凑凑，稍微‘润色’一下，有一点自己的观点就不错了，导师也不可能把网上所有的文章都看过，而且我的论文题目并不是他的研究方向”。他说，大家现在已经懒得从书上、期刊上抄了。

　　而上海交通大学刚刚出台了一项《关于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直接责任人，要求导师要直接负责做好本人所指导的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且这种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到每一个具体的指导、培养环节。包括“要严格要求学生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对学风不正或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问题，应及时察觉，认真处理；并对研究生就业进行指导，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引导学生树大志、立大业，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并为研究生就业提供推荐和帮助”等等。

　　但是，上海交大这一规定赋予导师的责任，在不少研究生和导师看来，是难以完成的。

　　“现在导师带的研究生都很多，即使导师很敬业，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读研3年，和导师谈话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0个小时。”赵华说。

　　一个月至少要看七八篇10万字以上的论文 现在的导师不堪重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李良荣教授告诉记者，现在研究生教育的情况是导师不堪重负，学生怨声载道。

　　李良荣教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79级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导师是著名的新闻教育家王中。“他当时只带我一个研究生，我每周都要去他家3次”。

　　李良荣教授已经带了十几年的研究生，“过去一年只带一两个研究生，我会把他叫到家里来，给他出选题，教他怎么写论文”。

　　现在李良荣教授每个星期也会把他的研究生叫到家里来“开小灶”，只不过从原来的“一对一”变成了现在的“小班”，究竟现在带多少个研究生，李良荣教授自己甚至都“不好意思”告诉记者。

　　“以前我是主动找学生，现在只能被动地被学生找。”李良荣教授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题目给我的研究生，只能是他们有问题了来找我，我再给他们解答。”

　　李良荣教授告诉记者，每年4月份是他最“痛苦”的一个月，“学校一般要求4月28日上交博士论文，学生一般会在4月上旬把论文交给我，我一个月内至少要看七八篇，每篇10万～12万字，我每天看论文要看到凌晨3时，看得嘴唇发紫”。

　　研究生不能再扩招了 应该把重点放在师资建设上

　　据记者了解，在很多高校，研究生一年只见导师几面的情况绝非个例，不少研究生说只能逢年过节时在饭桌上见见自己的导师。

　　“我曾经听说过一种说法，一位导师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问自己的研究生叫什么名字，这可能是一个笑话，但现在高校中确实存在类似的现象。”复旦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周鲁卫坦言，研究生的大量扩招，导致导师和研究生的比例失调，学生质量无法保证。他认为，一流大学不能再扩招，要以提高学生质量为主。

　　“研究生培养应采用‘一对一’模式。”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王迅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成立20周年座谈会上援引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话———“博士生的培养，从根本上应该是一对一的模式”。

　　王迅教授认为，“一对一”的形式决定了招生应该是有限的。他说，在国外，最高产的导师，也不过带10多个学生。“我真的很难相信，搞基础学科的导师可以一个人带二三十个学生，这违背了研究生培养的正常规律。”

　　“不能再扩招了！招收研究生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而不是收费，教育不能作为产业来经营。”李良荣教授呼吁。

　　“过去大学教师资源浪费多，但扩招后是教师数量不够了，应该减少学生指标，重点培养师资。”李良荣教授说。“现在的老师天天上课，带的学生多，科研任务重，整天疲于奔命。投钱的方向应该用在师资上，而不仅仅是硬件上，要给教师提供宽松的环境。”李良荣教授现在每周还要上10～12节课，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究竟应该担负哪些责任

　　“我们有些导师并不在乎自己的学生培养得怎么样。”王迅说，“在国外，一个学生等于是导师精心培育的产品，一个学生毕业后境遇不好，他会觉得对不起纳税人。我们的导师还没有这样的意识。”

　　“现在有一些导师不负责任，让自己的研究生帮自己干活，把研究生当成廉价劳动力。”李良荣教授说。

　　“我的导师接的课题比较多，我进学校没多久就开始帮他做课题，但其实我对那些课题并不感兴趣，和我的毕业论文也没什么关系，但导师让做我不可能拒绝。”上海市某著名高校的二年级博士研究生崔浩(化名)说。

　　周鲁卫认为，导师接的课题，应该由学校的科研部门和研究生院共同管理，同时听取研究生的意见。他举例，清华大学为了避免学生做低水平的项目，成为廉价劳动力，学校科研处从课题审核入手，不准老师接低水平的课题，以免学生学不到东西。

　　“导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不仅仅是做课题，要包括学术培养和道德培养。”周鲁卫表示，要从结果上来管理，把过程管理放在关节点上，以目标管理为主，“什么样的研究生不能毕业，什么样的研究生要淘汰，导师带不好学生也要淘汰”。

　　“导师应该教育自己的学生遵守学术道德，教育学生首先是教学生怎么做人。”李良荣教授说。但他同时表示，研究生都已经是成人了，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现在的硕士生一般在22岁以上，博士生都在30岁左右，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明白什么是学术道德，导师有教育的责任，但没有义务承担学生的错误”。

　　“现在GOOGLE多方便啊，关键词一打，什么材料都有了，不像以前，导师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不是抄的，而且我写的论文题目是自己定的，导师从来没研究过，怎么能看出来？”一位今年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对记者说。

　　王迅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高度个性化，是有多样性的，不能只用一种办法、一套规则来限制该如何培养学生。他举例说，丁肇中的博士生，写论文不许超过40页，但吴健雄的学生论文要800页。“如果按照我们的条例来限制，那么丁肇中先生的博士生，论文40页不到，评优秀博士论文几乎是没有希望的，假如是双盲评审，那很有可能通不过。然而，他培养的很多学生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记者周凯)（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