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背尸还乡”中的文明冲突

　　虚拟＠现实之十年砍柴专栏

　　湖南农民左某猝死他乡，和他一起打工的同乡李绍为等四人，将其装扮成醉汉，坐火车准备不远千里将尸体运回老家安葬。他们一行在广州转车时，被警方发现，闻讯赶来的左某亲属责备李绍为等人擅作主张，公安人员在审问时也说李某等人做了一件蠢事(见《南方都市报》昨日报道)。

　　以都市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李绍为确实蠢得可以，人死了首先应该通知亲属，然后就地火化。将尸体伪装成还活着的人坐火车，确实有悖于现代文明。但联系李绍为等人生长的环境、年龄以及受教育的程度，我倒认为李绍为等人的行为可以理解，按照当地的传统民俗，千里背尸也许还是乡亲们赞许的一种侠义行为。

　　李绍为等人的行为，让我想起了他们很有名的一位老乡，湘军早期的将领江忠源。他当年在北京做官时，在老乡中以侠肝义胆著称，因为他常常费时、费钱、千里迢迢运送客死京都的同乡灵柩回湘。因为那时候的人，无论死在何处，都希望落叶归根，回到故乡土葬，否则灵魂就不得安宁。而当时交通不便，千里运送灵柩回家，对贫寒家庭来说，是一笔非常昂贵的费用。因此江忠源的侠义，在当时自然得到同乡们的称赞。

　　江忠源的时代距今天已经一个半世纪了，殡葬改革已经实行了很多年，城镇和部分农村已普遍实现了火葬。因为风俗的变易，李绍为的行为在今天许多人看来，是件不折不扣的蠢事。但在湖南等一些地方的乡下，至今还实行土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生前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完完整整地埋进祖宗坟山。这种传承千年的民俗对老百姓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不能一概斥之为迷信，也不可能几十年就完全消除掉。李绍为和左某，都是60岁左右的人，他们生长在农村，他们只是一些普普通通卖苦力的农民，他们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告诉他们，不做孤魂野鬼，回老家安葬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就像李绍为所说的，“在我们湖南那个地方，有个风俗习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左某死在城市，李绍为等人在城市打工，但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并不属于城市，对城市文明，他们有一种天生的疏离感甚至恐惧感。在同伴死去这种突发事件面前，一些城市人所熟悉的常识他们并不具备，而往往以老家的价值观来处置。

　　左某的儿子责怪李绍为等人也能理解，作为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年轻人，他比他的父辈更容易融入城市，更快捷地接受现代文明。因此，他的思维对都市人来说顺理成章：人死后首先应通知直系亲属到场，弄清楚死因。至于以何种方式安葬则不重要了。

　　李绍为的“愚蠢”和委屈，左某儿子的责怪，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文明和传统民俗的冲突。在社会急剧转型、工业文明席卷天下的今天，像李绍为这样的弱者，是被挟裹进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潮流中，让他们马上长出一颗都市人的脑袋，显然是苛求。

　　四民工偷运同伴尸体回家，其实是一种辛酸的隐喻：繁华的都市、喧闹的街道、轰鸣的机器，对这些谋生技能很少的乡村人来说，带来的并非一种安全感。只有故乡，以及故乡的一切别人看来落后的风俗，方能慰藉他们的心灵。因此，他们追求灵魂和肉体都回归故乡。

　　李绍为等因为凑不够回湖南的车费而出此“千里背尸的下策”，但工程方付给死者左某的1100元工资却分文未动，包得好好的。李绍为说：“这是老板给人家死者的钱，我怎么敢用人家的钱嘛！人家人都死了，我做人要老实，不能花人家的钱。”这些贫穷落后的农村老人所表现出的诚信为本是富裕文明的都市人所汗颜的。

　　尽管偷运尸体不值得提倡，分析了传统民俗对李绍为等人的影响后，我认为李绍为身上体现的，是中国农耕文化中的一种传统美德：朋友邻里同乡之间要相互关照、侠义为怀、诚信为本。

　　(作者系《法制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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