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款被拖欠 “富汉”成了“穷光蛋”(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05日10:24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水泥厂的设备早就拆掉了。

“宋老板”的袖口真够破烂的。

　　一笔工程款讨要7年未果，无奈之下诉诸法律，可判决书如一纸空文，至今未能执行。为补上这笔近10万的工程款，他变卖了自己的吉普车，大小建筑器械被人随便拿去抵债，老岳父也因此一命归西，正上大学的儿子学费只能暂时欠着。为了讨回属于自己的工程款，长安区大原村的宋建平这个昔日的“富汉”正在经历精神的极度煎熬……

　　文／图记者姚村社实习生刘治理

　　“富汉”变成了穷光蛋

　　要说1998年以前，当时的长安县马王镇大原村的宋建平可是个远近闻名的大老板，是“先富起来”的代表人物。只是1998年以后，宋建平逐渐和“穷光蛋”3个字扯上了关系。家里的东西变卖完了，不够还账；日子过得紧巴巴，儿子上大学的学费至今仍然欠着；每到年关他就出去躲账，等大家都沉浸在过年的快乐里后，才悄悄溜回来。这一切皆因为一桩本不该涉足的工程。

　　早在1995年，宋建平就在村口承包了块地方，办起了小型水泥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到处都在建房子，宋建平的水泥还没有造出来就被预订一空。当时生意很红火，每天可以生产20吨水泥，一天可以赚600多元。不久，宋建平花6万元买了辆吉普车，在村里率先盖了二层小楼，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汉。那几年，宋建平走到哪里，人们羡慕到哪里。水泥厂办了两年多，宋建平手里攒了些钱，就有人怂恿他，说是搞建筑来钱更快。宋建平当时也没多想，就撇下水泥厂，搞起了建筑。谁知，第一个项目就成了他人生的“滑铁卢”，直接把他的“富汉”帽子拽了下来。

　　为了迎接国家教委组织的“普九”复查验收，在上级的组织协调下，1998年王寺镇（当时为纪杨乡）的大苏、中寨、东杨、西苏、狮寨、西杨6个行政村组成联合建校委员会，开始了集资建校的“重大举措”，王寺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工程承包给了宋建平。双方约定，建设资金由乙方先行垫付，交工后甲方一次性付清工程款。宋建平当年4月份开工，9月1日按时交工。可工程完工后，建校委员会并没有按照合同付完工程款，直到2001年1月宋建平只拿到201954元，其余94693元一直没有着落。

　　4个春节流浪在外

　　不知想了多少办法，工程款总是拿不到手，而民工又追着要工钱，无奈之下，宋建平一咬牙将八成新的吉普车卖了2.7万元，换了一辆1.8万元的二手小面包车，用二者之间的差价暂时应付了一批讨要工钱的人。显然，这只是权宜之计。2000年，一个被欠1000元的工人找上门来，宋建平实在拿不出一个子了，他无奈地看着来人，来人也无奈地看着他。最后两人的目光都落在院里的小面包车上，宋建平心一狠：“算了，把这开走，算是顶你的账。”为了还债，妻子又从一位亲戚处借了点钱搞起了蘑菇大棚，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一二百元，问题是要账的人都瞅上了这点钱，经常发生争执。没办法，后来也只好停了。

　　不管咋讲，刚开始几年还算好混一些，人家找上门来要不到钱，就顺手拿点东西。等到院子里总价值两万多元的电锯、切割机、震动棒等大小10多件建筑器械被债主们拿完后，宋建平的日子就不好混了，最头疼的要数过年了。腊月十五一过，几乎每天都有一帮人拥到家里，弄得全家老少心神不宁，躲债便成了宋建平惟一的出路。从2001年到现在，他已有4个年头没在家里过年了。每次过年前半个多月，他就跑出去，随便在某个亲戚朋友家住上一段时间，等到正月初三初四才悄悄地潜回来，这滋味非亲历者所能理解。他不在家，家里人的日子总该好过一点吧？非也。每年腊月三十晚上，都会有七八个债主“陪”坐到深夜十一二点。

　　但是2004年春节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宋建平的大女儿很是感动。年关来了，父亲出去躲债，家里冷冷清清没有一点年的感觉。懂事的大女儿看着愁眉苦脸的弟弟妹妹，心里很不是滋味，想着这年穷也要过啊，正好门前有个卖菜的，就出去准备买点菜制造一点气氛。同村的几个人也在那里买菜，等她挑好准备掏钱时，一个人已先她付了。她连忙边掏口袋边说：“叔，我这里有钱。”那人说：“你身上有多少钱，放回去！”大女儿的眼里立马噙满了泪水，因为这个替他掏钱的正是父亲最大的债主———被欠着三四万元的王俊明。

　　老岳父因此命归西

　　说起来，宋建平的身世还有点与众不同。他原是子午镇曹村人，后来作为上门女婿来到大原村。岳父是当地知名的老教书先生，用村里人的话说，“老先生争气得很，一辈子没欠过别人的钱，没和别人有过经济上的瓜葛。”宋建平的工程款要不回来，一拨一拨的人来家里要钱，老先生觉得脸上挂不住，火气很大。可他不往别人身上发，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对来人说：“都是下苦人，挣钱不容易，先帮最困难的解决。”老先生把自己一生1万多元的积蓄都贴了进去，可是窟窿大着呢，那点钱只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以后再来人，他就让人家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装上些，回去缓解一下。

　　2000年7月，麦子刚收回来，就有人上门要账。钱是没有了，老先生就楼上楼下地忙活，想用新打下的粮食抵债。不幸就这样发生了，一天老先生气喘吁吁地下楼时，脚底下不小心踩空，从楼梯上摔倒了，后脑勺恰好碰在水泥棱上，立时昏迷过去。大家七手八脚地赶紧将人送往医院，虽说最后脱离了生命危险，可老先生从此就没了知觉，头脑不清晰也说不出话，两个月后就去世了。提到老丈人的死，宋建平一个七尺男儿就忍不住哽咽：“都怪我没能耐，欠人家的钱还不了，害得这么好的丈人……”宋建平一辈子也忘不了老人的好，虽然在人后面老先生给他发过火，可要钱的一来，老人就和声和气地给人“回话”。靠地里的收入还不了大钱，老人就先把那些当时做小工的、欠得比较少的“安顿”好。前面提到的那位最大的债主王俊明的父亲和老先生很要好，王俊明通情达理，从来没有催过。即便这样，老先生也常给王俊明讲：三四万是大数目一时还不上，先放着一有了钱就马上还。只是老先生永远也看不到与老朋友儿子账清的那一天了。

　　判决胜诉没有用

　　宋建平一边顶着压力还债，一边和建校委员会交涉，但他的交涉并没有取得效果。建校委员会说当年的集资款由王寺镇（当时为纪杨乡）教育组设专账代管，宋建平的欠款是由于教育组管账不善造成的。教育组对此却矢口否认。双方就这样不断扯皮，宋建平的欠款也就一直拖了下来。宋建平的一个朋友听说了他的事情就给其出主意：“赶紧走法律这条路，再拖下去超过时效了，钱就别想追回来了。”2002年11月，宋建平一纸诉状将长安区王寺镇大苏村等6村村民委员会告上法庭。2003年4月25日，长安区法院做出判决，责令6村民委员会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余下的工程款。可宋建平连一分钱都没有见到，当年7月22日宋建平又向长安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000元的执行费他代被告先交了。一年多过去了，时至今日还是没有结果。

　　宋建平去找6村建校委员会要钱，建校委员会的负责人说：“法院已经判决了，你让法院找我们要钱来，我们至今都没看到法院的催款通知呢！”无奈之下，宋建平又去找长安区法院，负责他这宗官司的执行员调走了，新来的执行员总是回复他：“我手头上的事都忙不完，哪有工夫管以前的事。”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跑，家里的事情耽搁了，腿也跑短了，就是不见一点起色。2004年12月28日，宋建平带领记者来到长安区法院，没有见到新来的那个执行员。记者随后询问法院办公室一位主任：“为什么二审判决这么长时间了，迟迟执行不了？”该主任颇有点不以为然：“你知道中国的执行率是多少吗？由于资金有限、人手不够等原因，现在的一些案件根本执行不了，咱们只能采取理解的态度。”从办公室出来，宋建平嘴里嘟哝了一句：“你们解决不了，干吗要收执行费呢？”宋建平说为打这场官司花费近万元，工程款一直拖着，把他拖了个倾家荡产，这个损失没法衡量。

　　街办也有说法

　　2004年12月28日，记者采访了当时建校委员会的负责人张小良。张小良说法院判决下来后，他曾把欠款分配给各村解决，可是各村都不答应这件事。因为当初集资建校时，集资款是（纪杨）乡教育组设专账，代村、校管理，专款专用。集资款向学生征收，每人每学期80元，并且乡集资（中学集资款）每年返还20元。村民们不愿意集资归还欠下的工程款，因为他们认为乡教育组和当时小学领导私自挪用一部分资金。为此，当时还发生过一起“赶校长”的风波。记者在6村联合建校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上看到，1997年9月份和1998年2月份的中学返还款都没有用于支建校款。1998年6月，村民们对当时的小学校长乱用建校款十分不满，竟把校长的被子扔出校园，教育组没办法就给换了一个校长。当年9月的集资款和中学返还款全部用于支付建校款，1999年的两次集资也基本上都用于支付建校款。张小良说：“上面说的是专款专用，可教育组并没有做到。所以村民意见很大，欠宋建平的9万多元，有7万多元是应该跟教育组要。要是这7万多元解决了的话，其余两万多村里可以解决。”

　　记者采访王寺街办教育组的吴老师时，对方说，他从上一任那里了解到，当年的集资款只是在教育组做了个账，教育组连钱沾都没沾。问及中学返还款的问题时，对方说因为“普九”不只是盖楼，中学返还款一部分用于买办公桌了。随后记者又来到了王寺街办，分管教育的阎副书记说：“我调来不久，但这样的事情很多，我连续换了3个乡镇了，基本都有这种情况。据我所知，当时定的计划是从1997年集资一直到2000年，工程的全部款项就可以给付。可是1999年国务院出台了一项政策，不许再向群众集资，所以这就成了死账。”阎副书记说话时，宋建平插了一句：“那1997年上半年的集资款到哪里去了呢？”阎副书记马上换了一种表情：“咱先不说那话。”宋建平说在赶走小学校长之前，集资款管理很混乱，他们从1997年就开始集资，可1997年上半年的款子根本就没到自己手上。

　　我想在家过个年

　　“咱以前还是个老板呢，你看我现在穿的，和叫花子差不多。”宋建平一脸无奈，举着双手让记者拍他烂得像破布一般的毛衣、秋衣袖口。衣服、鞋子是儿子穿过的，上面被什么划了一道道口子，用针缝缝将就着穿。五十出头的人头发白得差不多了，偶尔让老婆给染一下，不至于一出去人家就把他当老头。以前很有派头的那个“将军肚”也不见了。宋建平有4个孩子，3个都在上学，大儿子王普在西安一所高校上大三，家里实在太困难了，今年的学费还欠着呢。二儿子王龙上高三，小女儿上高二，他们两个本来都有机会去西安市上重点高中，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未能如愿。宋建平曾愧疚地对孩子说：“是爸不好，是爸没本事，连累你们了。”

　　宋建平的愧疚不只是对家人的。当初他包工程时，给他干活的不是亲戚就是自己村里的人。这厢不见那厢见，现在欠了人家钱，走起路来都不好抬头。宋建平的家本来在村子边上，但自从老岳父去世后，这里的大门经常锁着。他住在离家不远的村头自己承包的水泥厂的简易房子里，就是怕要账的在家里吵，让邻居们听见不好。他的一个姐夫和一个妹夫给他干过活，可钱一直没有要到，关系就一点点地紧张了。有一次，姐夫的儿子要结婚，要自己的3000元工钱，宋建平实在拿不出，关系就破裂了。村上高巧云的1000元一直没有给人家，2002年初，高和丈夫离婚了，3个孩子都要她养活，经济一下紧张起来，2002年9月，一对上五年级的12岁双胞胎没钱上学，从此就失学待在家里。“去城里打工，还没到年龄，在家里干活又干不动。”高巧云显得忧心忡忡。村里的王海龙当年一直给宋建平拉砂子，有时候还贴进钱去，总共有五六千元，没料想到自己很信任的“宋老板”现在走了麦城。

　　前不久，宋建平听说今年的铁价高，一狠心就把院子里当年花13.8万买来的球磨机当废铁卖了，卖得的2.7万元马上就被要债的讨去了。“当时承包这项工程时，人家说建成后给我一个大工程做，所以这个工程根本就不赚钱，那9万多基本上都是欠别人的。这些年家里的东西一个个被拿去抵债，都没折过价，这损失就没法算。我现在只想能在春节前把工程款要回来，把欠7个债主的6万元钱都还了，踏踏实实在家过个年！”宋建平远远望着自己久未进去过的小二层楼对记者如是说。（文中所提王寺镇、子午镇均为现在的王寺街办、子午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