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眼】寡妇年——都是立春惹的祸

　　人民网评论部策划编辑：张帆【前言】岁末年初，全国各地的记者们好像串通好了一样，都在当地的报纸上发了这么一条新闻：某某地领结婚证的新人挤破婚姻登记处的门槛。从北京到南京，从西宁到济南，都有这样的现象发生。这都源于“无立春之年不宜结婚”这样一个传言，其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阔，即使最具爆炸性的八卦新闻也自叹不如。像往常一样，几乎所有新闻都以专家的意见作结，比如天文学家、比如民俗学家。我们没有最新的报道，不知道专家的意见在这个全国性的“扎堆结婚”事件中是否扮演了稳定人心的角色，以科学的力量给流言以当头棒喝。

　　美国学者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也讲述了一个流言以及继起的全国性事件。起因虽是流言，但整个事件过程中投射出来的清帝国行政体制制衡之微妙和国民心态之奇诡颇耐人寻味。因此，在我们眼里，“扎堆结婚”事件没有因为专家的出场和不屑一顾的批判——“毫无科学依据”——而终了。我们更在乎：“扎堆结婚事件”周围涌动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甲申岁末涌起结婚潮

　　猴年岁末，一股结婚潮席卷省城，各大宾馆酒店的婚宴吃紧，一些酒店年终前的喜宴已被抢订一空；婚纱摄影的生意格外“跑火”；到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的新人人数飙升。据某地婚姻登记处提供的数据，2003年该区约有4000对新人登记结婚，而2004年至今已登记超过5000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0余对。

　　——据《江南时报》2005年1月4日的报道

　　12月应该是结婚的淡季，但今年12月来石景山区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的竟然比往年多出500多对，往往一上午就有二三十对。登记处的王大姐上午对记者说：“奇了怪了，今年都削尖了脑袋凑到年前结婚，连单双日子都不挑了”。

　　——据《北京晚报》2004年报道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女友原定在明年举行婚礼，但双方父母却坚决反对，理由就是：“明年是‘寡妇年’结婚不吉利。”因为王先生的女朋友后年是“本命年”，按照老理儿“本命年”也不能结婚。双方家长商量后决定就在今年年底结婚。

　　——据《北京晨报》2005年1月3日报道

　　不独南京、北京，提前结婚、扎堆结婚的现象在西宁、南昌、重庆、海口等地的报章上都有报道。

　　一般来说，“双日子”本来的婚期的基本要求，取成双成对之意。什么“更厉害的妖怪”让人们弃这个基本的原则于不顾呢？原来，农历乙酉年全年都没有“立春”这个节气。对比于农历的“单春”年（一年一个立春节气）、“双春”年（一年两个立春节气，如即将过去的甲申年），没有“立春”节气的农历年被称作“盲春”年、“寡春”年，也称“寡年”，引申为“寡妇年”。既然是寡妇年，在这一年结婚的女子就可能成为寡妇。当然不适合结婚了。以上就是广为流传的“无立春之年不适宜结婚”的逻辑链条。我们看到这个链条还是环环相扣、非常严密的，虽然多少有点牵强，但总还能够自圆其说。专家辟谣网友响应

　　在天文学家眼里，“无春”是很稀松平常的，每十九年里会有七个年头没有立春，平均二三年就会出现一次。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曹云介绍说：有无立春只是农历和阳历之间的阴差阳错造成的。阳历是按照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规律制定的，地球公转一周为一年，算做365.24天。农历是按月亮盈亏变化的规律制定的，有平年和闰年之分。平年全年有354或355天。我国两千多年前就有“十九年七闰月”的方法，以此来调节农历、阳历之间的差异，即在19年中安插7个闰月，这样农历的闰年就有383天或384天，比阳历的一年约多19天。立春节气基本定于每个阳历年的2月4日左右，这样逢农历闰月就有两个立春，而部分平年就无立春了。他举例说，2004年是闰2月，也就是农历闰年，于是猴年就经历了阳历2004年2月4日的立春和阳历2005年2月4日的立春，所谓双立春，2005年的鸡年因为始于2月9日，也就没有立春。因为19年中安插7个闰月形成一个周期，无春双春单春的遵循规律也大致遵循19年一个周期。“这种由于阳历阴历交错上造成的没有立春的现象其实很正常，只是不同历法造成的，根本不可能影响四季轮回和个人生活。”曹云说。

　　——新华网12月24日报道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刘铁梁先生说：结婚可以说是人生第一大事，一个日子成为吉日是人来定的，而不是“神灵”的安排，所以也不必看得太神秘，把美好的愿望变成一种负担。再说，“无春不宜婚”也没有什么历史渊源。

　　社会学家则表示：扎堆结婚会形成一个集中的生育高峰，造成将来的就医拥挤、孩子入学竞争压力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反而不好。

　　与专家们大谈科学相呼应，网友和读者则关注“素质”。IP地址为61.48.24.207的网友在人民网文化频道的留言板上说到：应该像解放初期那样，大搞破除迷信的活动，一些低素质人最容易迷信，应该整体提高国民的素质教育，大讲科学、反对迷信。

　　更有的读者上升到培育现代国民素质的高度。新京报发表杨耕身的评论说：

　　是否崇尚科学，是否具有对相关信息的基本辨析能力……被认为是现代国民意识的一些要件。然而不论是SARS还是“寡年”之说引发种种非理性国民行为，我们都很少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现代意识。不要淡然看待公民为规避“寡年”而做出的提前结婚之举，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以及公民，正视这种现象背后的“寡民”心态，重视现代国民心态的培育，才可能寻求一种根本的改良，来应对并化解社会发展中的非理性风险。事件背后的两重逻辑

　　用实证的科学精神看来，扎堆结婚的确有点无稽。但大多数专家之言也只不过是“自说自话”，并未和扎堆结婚的人们真的交上火。与出来发言的天文学家和民俗学家们不同，我宁愿把“扎堆结婚”看作一个文化事件，而不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因为并非人们“不知道”，只是相对于“知识”，他们更“相信”流言。正像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纳闷的：好些新人都是大学生学历，好多还是研究生，怎么也信这个呢？

　　其实，文化和“真”没有必然关系，也就和学历没有关系，因为学历说到底，也是中了求真的“毒”才得到的。专家用科学知识批判文化行为，未尝是明智的选择。没有立春和妻子死丈夫之间有没有联系，我想不是一个难判断的事情。谁会不知道呢？但偏偏就有这么多人相信。为什么？就因为“知道”和“相信”之间相距何止万里。

　　搜索网络的新闻，我们在中国网上找到一条路透社2002年2月7日发的新闻。如果把新闻的内容稍微变换一下，放到今天，仍然有很高的“时效性”。当时还是农历的蛇年，12日开始就是马年了。而马年和鸡年一样，是没有立春这个节气的。那时候扎堆结婚的现象早已出现了。看来，中国人赶在没有立春的农历新年之前扎堆结婚也不是心血来潮了。

　　那么，这种流言背后是什么样的文化呢？

　　我曾在鲁西平原一个小村长期考察过村民们的生活。在那里，当幼童出现易哭闹、食量异常、高烧不退等症状时，治疗的顺序是这样的：先找本村的巫婆，再找外村水平更高的巫婆，同时会接受村诊所大夫的治疗，如果这些办法都没有见效，最后到城市的大医院就医。一般的，最后一条途径是用不上的。我和村民们有一点相同，都搞不懂巫婆是如何治病的，但也有一点不同：我不相信，他们相信。这个治疗的顺序已经制度化了，因为其反复出现。我也曾目睹年轻的大夫和村里的巫婆闲聊一样商量小孩的治疗办法。与其说村子的封建糟粕没有铲除干净，不如说现代医学是巫婆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不是科学的和唯物的。

　　对申请去美国留学的程序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申请材料已经寄出，结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都要到京西香山卧佛寺去虔诚的礼拜祷告。无他，卧佛和offer（录取通知单）发音相近耳。很多最后没有拿到offer的同学都遗憾没有去拜佛祖。这大概比没有立春的农历年就是寡妇年更无稽吧？其背后的逻辑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就是这个例子足够说明“相信”或者“虔诚”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有多么强大。

　　我不认同上文引述的网友和读者的评论，相信流言就是素质低下？相信流言就是心态不够现代？我不知道所谓的“现代国民素质”哪里才有，我想说的是，从最实际的角度考虑，你不相信“寡妇年”的说法，在乙酉年结婚了。但是你能忍受人们以最古怪的表情七嘴八舌的议论着：看，这人是在寡妇年结婚的。听上七八次，你也就快疯了。

　　流言除了“无稽”之外，发挥的每一项功能都足够生活在社会里的人承受的。这不是文化，什么还是文化呢？反正科学不是文化，因为我知道没有一个民族和社会是完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生活的。以前，数学家们笃定：宇宙是上帝按照数学模型设计出来的。如今，数学自身的发展距离完满的逻辑不知道已经多遥远了。而我们这里的专家们还拿科学当作屡试不爽的唯一的利器，不是很滑稽吗？

　　这也就可以解释专家之言为什么总在民间智慧的韧性下落了下风了。因为和专家们秉承的科学精神不一样，在文化的地盘里，“真”只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外人。倒是一些“假”的理念以及由之衍生出的制度切实塑造了我们的生活，笼罩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在假的逻辑里，真非得挤进去，企图一呼百应，来一个根本解决，其结果只能落得个尴尬的进退两难。另外，结婚潮可能会带来婴儿潮，这是很现实的。但谁又能保证我们的每一项决定都那么理性？

　　抛开“假专家”的因素不谈，对于这个“扎堆结婚”事件还由一点是值得说的。研究历史的陈寅恪先生主张“了解之同情”，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就是参与观察，都要求理解在先。像如今许多所谓的专家和文化评论者，一个文化现象出来，毫无犹豫、凛然大义地站到批判对象的对立面，他们的言论除了维持自己的饭碗，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作用。当我们把宽容和沟通经常性的挂在嘴边时，这种一边倒的批判还能存在，是不是也很“无稽”、没有“科学根据”呢？

　　当我们不理解一件事的时候，首先能确认的，不是事情太无稽、非理性，只能说我们不处在该文化中，恰恰是无法沟通的非科学和宗教和文化因素，导致了现今世界最令人头疼的国际问题。其原因，正如爱因斯坦说：“就基本价值判断进行争论是一件毫无希望的工作”。正如我们希望专家理解要提前结婚的人们一样，是一件毫无希望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