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现新失业群体 长大的"小皇帝"正处浪尖(2)

　　微弱的诉求表达

　　何丽文是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双利社区的居民，按照社区失业登记中，她属于“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但何却告诉记者，她在旅游公司已经上了3年班。

　　据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徐晓霞科长介绍，这是失业统计上的一个问题。

　　“其实新成长劳动力中来登记失业的人都是已找到工作的。”徐晓霞解释说，那些原本失业的人找到工作后，用人单位要他们来街道办理“失业就业登记表”，然后才能帮他们办理各类保险。而那些没有工作失业在家的，却不来登记，所以不在失业统计之中，“因为登记了也没有任何政策优惠或好处。”徐晓霞说。

　　“‘新失业群体’虽然人多，但几乎听不见声音，他们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能力很差。”孙立平教授说，我们在媒体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只能偶尔从社会新闻的片言只语中，模模糊糊听到他们的表达。

　　在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的诸多努力中，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虑和体现，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重视程度与这一群体的重要性相比仍显不足。

　　而那些受过“工业训练”、在单位工作过的下岗失业人员就具有组织性、群体性，他们善于利用诸如“我曾经为过国家、工厂作过贡献，工人是国企的主人翁”等合法的诉求方式，要求得到下岗失业的补偿。

　　“初高中毕业的新成长劳动力素质肯定要比老的失业人员强。只要你不挑不拣，找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另外，他们没有工作过，对国家没有过贡献，权利和义务相等，所以不应该享受失业保险。”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处长周大立说。他认为，新成长劳动力中失业的这批人远不及“就业转失业”这些人严重，“就业转失业”的人一方面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们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失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前者更大。

　　但有学者认为，“新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步入工作、结婚的年龄阶段，他们需要工作，而且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父辈由“4050”大龄下岗失业人员逐步变为“4555”以及退休，那么“新失业群体”所依赖父母的收入能力下降，必然会带来生存的问题。

　　孙立平教授认为，目前，“新失业群体”获取就业岗位的年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业——甚至连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是他们就业的主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

　　从目前来看，对“新失业群体”，无论是在政策制度层面上，还是社会认识层面上，都需要进一步地重视。

　　就业“面向下一代”

　　一些新的情况正在或将要发生。中国未来失业人员的主体或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随着“老失业群体”的逐渐衰老和过世，我国的失业人口将由现在的以“就业转失业人员”为主，转为以现在的“新成长劳动力”为主。这不仅涉及到一个政策的衔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目前对于“新失业群体”，没有像“老失业群体”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和机构作为支撑，也没有像1980年代初的“待业青年”那样可以通过诸如顶替、招工等制度设计重新就业。

　　有关部门将“新生劳动力”就业政策的重点，放在了教育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前者表现在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的政策上，即是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初高中毕业没有找到工作，需接受2－3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延缓就业压力和时间。

　　但目前劳动预备制度也遇到困境，城镇青年大部分不愿去读技校、职业学校，没有达到延缓就业的目的。被誉为“东北第一技校”的长春孙进技校，“全校共有1300多人，有86％学员来自农村，只有14％学员来自城市。”负责招生的崔先生说，而且在接受培训学员中有50％的人超过30岁。

　　后者则表现在针对“新生劳动力”的就业，有关部门基本上采取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态度，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风险和责任。

　　目前，“新失业群体”的比例有扩大的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成为家庭的主角，他们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孙立平教授认为，当前的资源优势主要倾向“老失业群体”，尤其是向年龄偏大的困难群体倾斜，而“新失业群体”却面对一种“制度真空”的尴尬。

　　在就业机会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对我国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进行调整，应该逐步“面向下一代”，为“新失业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作为政府有责任加大职业培训的投入，政策、制度资源应该对“新失业群体”有所考虑。对于“4050”大龄下岗失业群体，他们随年龄增加而适应再就业越来越困难，应将其重点移到专项社会救助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来。选稿:陈洁来源:南方周末作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