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喜讯众多，其中引人注目的一条是，各媒体纷纷报道了2004年全国税收收入增收的消息。2004年，全国共完成税收收入25718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长25．7％，增收5256亿元，总收入和增收额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19％，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意味着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这对政府来说是好事；而对纳税人来说，真正的喜讯则应该是政府财政使用效率在严密的监管下有所提高。然而，政府财政收入的数量，与使用效率并不一定成正比。事实上这些年来，无数被公开曝光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长江沿岸花费数亿元建设的排污工程弃而不用，如西部扶贫款屡屡被一些地方政府挪作他用。财政使用效率有时不高，税收的增多只不过增加了公务员工资，增加了官员“交学费”的成本……
这是笔者在此时重提藏富于民的第一层含义：纳税人或者“强迫”政府提高效率，或者把钱揣在自己口袋里，由自己来决定怎么使用。
从数字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税赋并不算高。但我国现行若干税种的法定税赋偏高，而这些税恰恰设在重要的生产流通等环节，对企业影响深远，如我国生产型的增值税大大高于欧洲的消费型增值税。而另一个屡为国内企业诟病的现象是，内外资企业之间税赋不公，内资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项目太少，虽然名义税率33％并不高，但实际税赋偏高。而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实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对未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严重不公。这是一个有关公平的论题：前者是一个悖论，政府要发展经济，却用税收卡住了企业的“脖子”；而后者则是不同的企业被强行分成三六九等，缴纳数额悬殊的税费。关键是，这样区别对待之后，政府也并不能保证享受优惠者一定能茁壮成长。说到底，这仍然是一个财政使用效率的问题。
在效率无法保证时，通常的做法是，设立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藏富于企业，让企业有一定的财力来为自己将来的命运负责。这是笔者所谓藏富于民的第二层含义。
有学者用其他国家的数据比较，强调中国税收占GDP比重不高，认为应尽快提高这一比重。单从数据看，这一说法确实有道理。据2003年印度《经济时报》的数据，瑞典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3％，英国的比重为37％，欧共体是41．6％，希腊是40％。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土耳其这一比重也占到35．8％，韩国则占26％。
应该强调，上述各国税收占GDP的比重虽高，是由于这些国家为国民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税收中包括了社保税。如美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35％左右，中国的比重则不到20％。但是，如果将美国财政收入中的社保部分剔除不计，其比重直线降到21．4％。如果要跟美国比较，也只能跟21．4％比，而不能跟35％比。
美国实行全民社保，而我国情况有所不同，社保覆盖面小，社保金由单位或个人缴纳，农村居民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也是目前我国必须藏富于民的现实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