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邓朴方：弘扬人道主义

　　他有着一个特殊的家庭，却始终过着朴素的生活。他遭受过不人道的境遇，却始终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思想。60岁的他，是我国6000万残疾人中的一个，也是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名字是刘伯承取的———朴素方正，我这一辈子好像都这么做过来了。

　　关于“文革”岁月——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我就想路到头了，该结束了。

　　事业的目标———创造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

　　记者：您这个名字很有来历，我们想跟您自己证实一下，是刘伯承起的吗？

　　邓：是的。那时候在重庆，我们刘邓两家住在一起，孩子也都在一起玩。该起个学名了，然后父亲就请他来起。他们那种亲密关系，我们真是眼睛看得到的。因为我小名叫胖胖，胖子，ｐ是我那个“胖”字的声母，ａｎｇ是“胖”字的韵母，所以刘帅就用这个声母取了个“朴”字，用韵母取了个“方”字，他亲自查的字典找的。然后就是“朴方”两个字。就是朴素，方正。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记者：什么影响？

　　邓：我觉得好像朴素方正，我这一辈子好像都这么做过来的。

　　正像刘伯承元帅给他取的名字一样，虽然父亲是国家领导人，邓朴方仍然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过着朴素的生活。

　　邓：我们那时候上八一小学，在学生里面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比谁的爸爸官大，都是军人子弟嘛。谁的爸爸是团长，谁的爸爸是司令，谁的爸爸是将军，问我说你爸爸是什么，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什么都不是。觉得好像我们比别人低一等似的。小时候很糊涂。

　　记者：是不是你爸爸妈妈有交代，不要到外面去说。

　　邓：没有，他没有讲过他自己是什么官，妈妈也没给我讲过父亲当的是什么职位，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也从来没问过。直到五年级了，11岁了，才有一个人悄悄告诉我，你爸爸是财政部长啊。我说是吗。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骑自行车，自行车坏了，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我就找我们班主任借钱去，买公共汽车票。后来我们班主任跟我说，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总书记的儿子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

　　记者：好像你上中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你们同学包括老师，都不知道你是邓小平的儿子。

　　邓：是这样。我在十三中上学，我在那儿待了六年，高二时，我们团委书记说搞团活动，是不是要请我父亲题个词，他交代给另外一个团委委员说，你去找邓朴方，他父亲是总书记。那个同学说，啊？他是总书记（的儿子），我们都同学五六年了，他不知道我的父亲是总书记。1966年，也就是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作为邓小平的家属，邓朴方以及邓林、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由于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所以造反派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邓朴方身上，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

　　1968年8月不堪忍受凌辱和虐待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一直不愿回忆。这次采访是邓朴方首次面对媒体讲述当时的情境。

　　记者：找你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你们打开缺口，揭发你父亲的事？

　　邓：当时是，就是这样。

　　记者：揭发了吗？

　　邓：你想想，我们父亲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揭发的。你就是想找茬也找不出来。包括我自己，他们又捕风捉影抓住我，说我攻击江青什么的。他们就是想把你打成反革命。

　　记者：那攻击江青这事有吗？

　　邓：也有吧。不过也不是攻击，就是江青在北大那个大操场上讲话。讲得很不像样。我在底下就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让别人听到了。

　　记者：压力大到绝望吗？

　　邓：大概是经过长时间的审问，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愿意说假话，真话又不能说，最主要是如果是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感到很困难。所以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我就想路到头了，该结束了。

　　记者：你开始采取这个极端行动的时候，那肯定是抱着一个必死的（想法）。

　　邓：对，是的。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想清楚了。已经到头了，就是这种感觉。

　　记者：受伤以后被送到哪儿？

　　邓：大概摔伤以后醒了一下，后来又昏过去了，再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里了。开始在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做手术，后来就被送到北大校医院。

　　记者：为什么没做手术治疗呢？

　　邓：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反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给你做手术的。

　　记者：苏醒过来以后，是什么样的时候才感觉到我要活下去呢？

　　邓：没有，苏醒过来以后我的心如死灰，生和死都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受伤半年之后造反派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把他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记者：有人照顾你吗？

　　邓：一个大屋子，12个人。照顾我们的就是同屋的一个80多岁的老头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傻孩子。就他们两个在这屋里面能走动。然后照顾我们这些不能动的。

　　记者：生活呢？

　　邓：生活谈不上。一去以后就给你发一身棉衣棉裤。光着身子穿这个棉衣棉裤。平常除了吃饭什么的，就是做做手工———加工纸篓，是铁丝编的。我们就编那个纸篓，叫做编筐。编一个筐四面的帮是3分钱，编一个底是1分钱。我编得很快，又快又好。一个月挣几块钱。然后就去小镇子上，跟几个人一块儿摇着车子，喝个酒，来两口花生米，就这么过。

　　记者：这几个月你自己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邓：后来我想，这个病还是要治治吧。我就摇车子从清河摇到中南海，我记得摇了很长时间。那时候天已经比较热了，应该是5月份吧。天很热，我就穿着那个棉袄。那时候大家都换衣服了，但是我没有普通的衣服。

　　记者：现在开车大约可能需要一个小时。

　　邓：反正摇了很长时间，我还记得有一个坡，我摇不上去，后来路边有个人看见了，帮我推了几把，才把那坡拱上去。摇到中南海西门，走到西门的时候，我就同门卫说，我要见一见领导，一个战士就把我放到西门斜对面的马路边上。我就在那儿等了很长时间。西门是过去我每天上学都进出的地方，最熟悉的地方。又过了很长时间，他们就用吉普车把我和三轮车一块儿抬上去，拉回救济院了。

　　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深的父爱。

　　记者：这个时候跟父母已经几年没见面了？

　　邓：我们大概从1967年以后，就没看见父亲了。三四年吧。

　　记者：三四年没见面，分手的时候你是家里的长子，很健全的人，这个时候再见到你的时候是这样，父亲没有说什么吗？

　　邓：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着我，相顾无言。我不记得当时是不是流泪了，但是心里面的泪是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

　　记者：在您身上发生这种悲剧，您父母心里应该是非常难过的。你能看得出来你父亲难过吗？

　　邓：看不出来，难过是一定的，但他不会表现出来。不会这样表现出来。

　　记者：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没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邓：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说这事情的，在家里，一直到“文革”以后，他也从来不说这些事情。我这一生里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没有做过对不起其他人的事情。但是呢，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父亲和母亲。因为自己的行为，造成了父亲母亲的痛苦，我非常对不起他们。他们是精心培养我，教育我，爱护我。而我呢，却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痛苦。

　　记者：但是你的命运是和他们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邓：我弟弟妹妹不是也联系在一起吗？但是我给我父亲造成的痛苦是最大的。我是这么想。

　　记者：你一直自责。

　　邓：是的，是这样。在那后来，90年代了，我跟张百发接触的过程中，他给我讲过一段事情，他给我讲，他说，80年代初期，前三门建了那一排宿舍楼，修了一条路，很漂亮。当时父亲去看，看了以后父亲就跟他们说，你们说房子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商品，我看将来会作为一种商品。如果将来卖房子的话，我要给我大儿子买一套。他是因为我而受伤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我听了张百发那个话以后，我觉得实在是……父亲的这一片心意，他内心的那种痛苦，他从来没有表达过，也没有再说。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看出他自己内心的这种伤痕。他的这种伤痕越深，我的伤痕也就越深。

　　文革结束以后，邓朴方的党籍和工作都得以恢复，因为曾经在国外接受治疗，所以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医疗和康复体系给邓朴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83年，病床上的邓朴方和他的病友向全国政协和人大呼吁，提出建立中国伤残人康复研究中心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提案，并最终获得通过。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开始走向正轨。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做残疾人工作。

　　邓：开始也没想到要做残疾人工作，开始就是和几个病友商量，说是国外有那些康复中心，像我们这样的病人需要康复。那么需要在中国建立康复中心。建个康复中心就要筹钱。国家的钱（不够）另外在外面再筹点钱，建立一个基金会，没想到要做大事。没想到基金会一成立起来，大量的来信来访，接触到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上学的问题，特别突出的是上学的问题、待遇的问题，受人欺凌、侮辱、歧视，各种不公平的现象都来了。你看到了又不能不管，你需要做事，一步步做，一步步做下来。

　　记者：当然你现在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大，怎么一步一步做大的？

　　邓：踏踏实实做。什么时候老是看到危机，而不是看到你有多少成绩。我一直都看，基金会有什么问题，残联有什么问题，大问题有没有，再看小问题有没有。所以从一开始，1984年，“人道廉洁”的口号就已经提出来了，提出来“人道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行”，那也是当时的胆子比较大，正在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

　　伴随着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发展日趋良好。

　　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中国的6000万残疾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统一组织，而邓朴方在其中担任主席团主席和党组书记。而作为这一切的主要推动者，邓朴方本人表示，自己做了父亲希望他做的事情。

　　记者：怎样看待你父亲这个背景？

　　邓：首先是承认这个背景，你不能说我做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父亲这个背景，起码有一点最简单，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比常人顺利，这个咱们得承认。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

　　记者：但是可能你没用这个背景做成的事，人家可能也认为跟这个有关系。

　　邓：这个事情不怕，大事情是这个事情你做了没有。大事情是残疾人得到好处没有。至于人家怎么认为你，是不是有父亲的背景啦，我从来不在这个问题上动脑筋，也从来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这么点小事，这么点私事，你还去动脑筋来动脑筋去的话，你还能做事吗？

　　记者：您自己对这个工作，或者您的事业，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邓：我后十年基本上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

　　本报记者刘艳整理（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