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留
日前在某报上读到一篇短文：《东窗西窗一同唱——贺敬之文学馆在台儿庄落成有感》，令人欣喜。欣喜之一，是家乡为文化骄子建起了文学馆。欣喜之二，是文章阐述了写有经典之作《白毛女》的贺敬之“在我们文坛上的地位”。
只是，文中“诗坛”一词使用了13次，还列举了12位“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田间、光未然、柯仲平、阮章竞、郭小川、贺敬之、闻捷、张志民。不说他们之中漏去了徐志摩等，光看全文，说的仅仅限于“新诗”，而免去了“新”字，直接冠以“诗坛”说事，让人对“诗坛”的范畴所指产生疑惑，留下了遗憾。
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诗，虽然被戴上了“旧体”帽子，却打而不死，以中华文化深厚优美的顽强生命力，一直释放着万丈光芒（闻一多也有诗句“李杜光芒万丈长”）。近代以来，坚持汉字语文满世界无轨可接的特点特色的诗词巨擘就有一大批，如黄遵宪、秋瑾、王国维、吴梅、吴宓、郁达夫、刘永济、柳亚子、毛泽东、于右任、夏承焘、唐圭璋、孔凡章、赵朴初、钱昌照、周谷城、施蛰存、钱仲联……，可惜，凡涉及现、当代文学，他们的“旧体”诗词依然非正常缺席，这是一种悲哀。
几千年来，诗、文有别，《诗经》与《春秋》文体各异。1904年《白话报》诞生，文言逐步淡出，行文都用白话，新式标点也就应运而生，横书写渐成通则。有人走火入魔了，一会儿说“汉字不废，中国必亡”，一会儿说“要使作诗如作文”。废汉字（与洋人一样用拼音化书写）一说，在赵元任一篇百余字的《石室诗士施氏食狮史》面前，哑然了，但“作诗如作文”一说，却在确立译文体嘉句“新诗”的同时，又祭起“旧体”帽子，想扼杀母语诗的新生权，以至把具有几千年传统的诗的交椅让“作文”般的“新诗”坐定，造成一代又一代人传统文化的缺氧，大学文科教授对诗词一词大多数述而不作，学生们也听而不作，长期来，太多的年轻人对母语诗敬而远之，至今连倡导“须扬李杜之光焰”的学衡派还受着不公正的对待。我们不该也不能长此习惯或麻醉于这种失衡的混浊的文化语境。
我赞赏周汝昌先生前些年的《中华诗义》一文，他在该文末了说：“宜回顾，宜反思，宜回归自己”。应当明晰“诗坛”的范畴，应当为母语诗摘去“旧体”帽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面前，更应当有文化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