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溪庄》解读

　　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在他的《S/Z》一书中提出的“评价类型学”理论,把文学文本区别为“可读性”和“可写性”两类,即“阅读性文本与创造性文本”。尽管由于对翻译准确性的怀疑和对欧洲文化背景的隔膜,使我无法判断这是不是他对文学传统性与现代性分野的界定,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对后者的认同与赞赏则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看来,文学作品是在读者的阅读中完成的。具有现代性文学特征的文本应该是一组开放的、动态的意象。这种文本不给读者明确的意义,而是要求读者密切配合,在阅读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我省仡佬族女作家王华发表在2005年第一期《当代》上的长篇小说《桥溪庄》,我以为正是一部具有这种现代性文学特征的典型可写性文本。一个精神错乱、性欲变态的人被自己的父亲于无奈中砍掉脚掌的事,之所以能被作者淋漓尽致地演绎成一部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引人深思的诗性写意,其阅读兴趣和美学价值的产生与完成,无疑需要依赖于读者感悟生活的大智慧和丰富的艺术想像力。

　　阅读文本,我们不难感受到,王华的《桥溪庄》如同金庸《射雕英雄传》中黄老邪的桃花岛一般神秘莫测,作品里面似乎风光无限而又诡谲奇异得让人眼花缭乱的意象无处不在。这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刘震云的扛鼎之作“故乡”系列。解读《桥溪庄》,如果直观的获取和接受或许也会产生猎奇的欲望,但循着小说常规从情节到故事的传统套路前行却很容易掉进阅读陷阱,因为《桥溪庄》精彩的内容仅闪现于诗性的语言和写意的细节。作品通常复杂曲折跌宕起伏用以吸引读者兴趣的故事与情节,在这里完全消融为激发情感和思索的语言与细节织就并笼罩全文的语境。当然,和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作品一样,从小说《桥溪庄》的本身看来,我并不认为作者对社会现实有多么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更无从得出她具有什么精辟严峻的哲理性思考的结论。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无非是对生活现象的敏锐把握和对生命意识的朦胧感悟,对营造意象和氛围的审美弹性与经营语言的艺术张力。不过,当我们把当前社会现实的外部语境和作品营造的内部语境进行融合并选择为进入文本的捷径时,审美经验的完形压强就会不期而至,所谓形象大于思维的艺术体验与美学认知便可以由此再一次得到无可置疑的肯定。

　　如同正在癌变的肿瘤,《桥溪庄》是省道的喧嚣和桥溪厂(这里显然是水泥厂)的污染赘生之地。“桥溪庄这地方最富有的就是灰尘了。每天,工厂那两根巨大的烟囱把如巨蟒般的黑烟送上天空,把半边天空熏黑了不说,还永不休止地漫撒灰尘。桥溪庄刚长出的草芽,还没看清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哩,就让灰尘把眼活活盖住了。”当大雪纷飞世界一片雪白的时候,桥溪庄的天空却连一点雪都没有,远远看去就像茫茫雪野上的一块癣巴。作品说,“雪是上天赐给地上生灵万物的最圣洁的礼物,上天要是不给桥溪庄雪了,就说明上天是要抛弃桥溪庄了。”恶劣的生态环境彰示着桥溪庄诞生之时便笼罩在末世的阴影里。但桥溪庄的人们不甘心不希望被上天抛弃,“他们的孩子生下来,名字里都要带个雪字”,表现出生存并延续下去的顽强抗争意识。可是“完了”,尽管读者与李作民和接生婆一样都不愿相信自己的耳朵,《桥溪庄》中雪豆出生时带有预言性的这第一声啼哭,依然仿佛是由于人类生存本能而从心底发出的绝望呐喊,就这样从一开始即把读者带入了一种惶恐不安、弥漫着神秘、畸形、怪异、无奈、压抑氛围的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中,如果说,陈大懂女人代替了炭灰,铺到大东风的车轮子下面成了一张饼还仅仅是刻画了生活艰难的话,那么,桥溪庄女人的肚子怀不上血胎而怀的都是“淘气胎”则显然是暗示了生存的绝望。而雪果如同歇斯底里一般亢奋、迷乱和变态的人性欲望,更是几乎毫无掩饰地折射出生命陷入绝境时苦苦挣扎的状态。

　　不仅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劣已经注定了桥溪庄的不幸命运,而且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劣同样无情地摧残着桥溪庄的脆弱心灵。作品中“爱情之死”似乎只是少男少女偷食禁果的一段不经意的插曲,但几乎没露过面的少女婉婉割腕自杀无疑仍会给读者内心留下无限的遗憾和悲凉。可她年轻的生命连同她的恋人山子精神上所遭受的重创却并没能给他们所面对的世俗以任何触动,就连人性中最后一点可怜的恻隐之心,在这里仿佛也由于学校政教主任断然拒绝了石匠“别把这种事写进孩子档案里”的请求而丧失殆尽。得了矽肺病而苟延残喘的李作民女人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生态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但她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生态环境污染的作孽者。雪果和雪朵爱情的不幸乃至人性的迷失,与其说是受到了雪果的不育症这种来自生态环境污染的威胁,不如说更是来自李作民女人世俗观念的直接迫害。《桥溪庄》的末世语境正是在这种自然生态环境污染和社会生态环境污染的双重挤压下完成的。

　　人们行为的是非对错固然有社会公序良俗为其客观准则,但在真正艺术作品的特定语境中,情感判断却往往具有超越人们行为客观准则的力量。在《桥溪庄》里,老婆兰香因怀不上孩子而私奔,使陈小路成为愤而走出桥溪庄寻找出路的第一人。几经探索的陈小路先后带回来的不仅是英哥和田妮两个年轻女人,还有“北方的男人得了死精,南方的女人就能唤活他的精子。南方的男人得了死精,找个北方的女人睡一阵就会让精子活过来”新鲜理论。尽管这行为的非法和理论的荒唐让人难以苟同和啼笑皆非,可在作品的语境中他那种“真是为了救弟兄”的想法和眼角闪亮的泪珠依然能够触动人心的痛处。

　　桥溪庄仿佛压在人类胸口上的一个魔魇,主人公雪果成为人性与兽性厮杀与肉搏的主要战场。在作品的语境中,李作民手中的利斧砍在雪果的脚上时心里涌上的痛苦和他女人的耳光扇在雪果的脸上时心里冒出的甜蜜仿佛是人性的两个侧影,只有被逼到了绝境才会如此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正如雪果心灵与肉体的痛苦并非在于清醒时回到人间还是发病时沦落地狱,而恰好是在于他于两者临界之处的久久留连与徘徊。生存的本能一旦幻化为变态的欲望,雪果便完全是一头凶猛的野兽只会看到那个“魔影”,无论是面对雪朵、田妮、英哥、雪豆还是他的母亲。相比之下,雪果清醒时卑微而无辜的生存痛苦尽管令人同情却显得苍白无力,远不如欲望疯狂的挣扎那么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冲击力。但这种本质与现象的强烈反差,在作品之中却被表达成平淡得几近冷漠的有节制的叙事过程。如同海参崴街头和海滩上迷人的俄罗斯姑娘无意中成了吸引游客最佳的景点,那些具有创造性偏离特色并充满生活智慧和艺术张力的语言自身的魅力几乎掩盖甚至替代了作品故事、情节乃至细节等内容的精彩。雪山为雪豆傻了,雪果为雪朵疯了,作者对此却只是痴痴地问:“桥溪庄究竟是怎么了,傻的傻,疯的疯,男人还全得了那见不得人的毛病”?仿佛作品中的那一切夸张和虚构都这么逼真得让人不寒而栗。我以为这或许正是现代性小说《桥溪庄》审美弹性的独到之处。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超级豪华大客轮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历史事实,而《泰坦尼克号》是一部完全虚构的电影是否也会如此地感人至深。不过其中恋人的生死不渝、船长的从容大度、牧师的坦然超脱等动人情节和人物如果离开了当前崇尚人性人格的外部现实语境,则很可能就像我们当年批判前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一样,会引起人们阅读的误解或者猜疑。而对于《桥溪庄》这样一部需要具有感悟与联想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读者参与的可写性文本而言,外部语境的现实状态无疑更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换句话来说,就是《桥溪庄》思想上的深刻和艺术上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社会的现实语境,而作者王华只不过是完成了一次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中笔下人物生存状态的情感式复述。

　　王华的复述显然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一种对现实感悟和联想的可能:在一片热烈的“城市化”欢呼声中,“消灭农民”似乎成了时髦的口号。然而,书生般的善良愿望显然无法取代严峻的社会现实。作为一种生存形态的农民自身被“消灭”了多少姑且不论,作为劳动对象的农民的土地因各种名目的“征拨”而被“消灭”了很多却是不争的事实。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或许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农民了,但他们既不具有市民所能享受的城市“低保”,也缺乏通常市民谋生的技能和相应的各种素质,有的甚至还没有沟通思想交流信息的语言背景和表达能力。桥溪庄生活着的正是这样一群介乎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缘人,所以作品的最后“雪豆说,作民爸,你跟他们说,离开桥溪庄”,“雪豆说,作民爸,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告诉过你们桥溪庄完了”;雪豆高喊的“完了”是他们注定的宿命。可是,他们到底该往哪里去呢?这也正是《桥溪庄》所折射出来的现实外部语境。而当前社会对生态环保的重视、对人权人性的诉求、对贫困愚昧的挑战、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等的肯定与认同,又正好为小说《桥溪庄》内部和外部的语境提供了最有效的融媒。

　　尽管王华“把抄来的资料整理一下写出来就是评论”的不无偏激的调侃,的确击中了某些所谓批评的要害,致使我也常常踌躇迟疑而不敢轻易提笔。但毕竟《桥溪庄》是我省作家发表在《当代》这样全国最具权威性文学杂志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标志着贵州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次重大突破。所以我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而斗胆写下这篇小小的读后感,至于是否也不幸而被王华言中,就待读者去评判吧。

　　作者：苑坪玉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