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使臣

　　过街天桥上摆着一个书摊，书没有几本，却也忍不住驻足看上一眼。在一堆封面花花绿绿、曾经炒作得很红而现已冷落了的书中，夹着一本素朴得不能再素朴的《使滇日记》，索价三元，说是“没有人看得懂的书，便宜着卖吧”。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虽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时定价只一元三角，但若今天重印，只怕没有十几二十元绝买不到。何况，一共只印了区区数千册，没见再版，今后恐怕欲觅也难了罢。

　　买回的书，我大致是先翻翻前言后记。不料这书倒让我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一气读完，不觉又是一声叹息。我们中国，实在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当时一本正经地做着，过后却让人哭笑不得。

　　《使滇日记》的作者叫徐炯，是康熙朝做过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官至刑部尚书的徐乾学的儿子。徐氏一门多高官，也多恶少，子侄辈横行乡里，劣迹昭昭。徐乾学虽已优游林下，也终未逃脱“夺职”的处分。徐炯的官，后来也做到直隶巡道，而写这部《使滇日记》的时候，他是行人司行人。

　　“行人”是官职，充当皇上的使臣，传达皇上的旨意，没有一点“关系”，大概弄不到这份差事。徐炯的这部日记，就是他到云南宣示帝诏途中的日记。

　　是什么事情，一定要派专使不远千里到云南宣示圣意？原来康熙二十六年的夏天多风、苦旱。大概各处灾情频报，皇帝总得做做样子，一是减膳，每顿饭都要撤几个菜或不吃红烧肉吧；二是撤乐，大概宫廷中的乐舞都要停上一段时间。这些都是表示皇上与百姓同甘共苦，就像春天要到先农坛操演一下耕地，表示劝农一样。除此之外，当然还要例行祷祝上苍，自谴德薄，听取意见等一套把戏。为了把皇上这一片爱民之心普传天下，让大家都知道皇上是时时处处把老百姓的疾苦挂在心上的，于是，就要派行人司的行人，带着皇上的诏书，亲送各地，算是恩纶普传、督励官员，以示关怀。徐炯摊着了去云南的差使，所以就有了这本《使滇日记》。

　　送皇上的诏书，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诏书到，犹如皇上到，见诏书犹如见皇上，所以送、接的礼仪十分隆重。行人出使，浩浩荡荡。诏书一道，副诏一道，黄盖一顶，龙旗一对，御仗一对，钦差牌一对，马六匹，夫七名，兵十八名。行人官或骑或舆，带领这样一支队伍行进在京都去云南的道路上，虽说不致沿途戒严，那气派也不下于今天的警车开道、摩托护行。

　　诏书所经，沿途省城及州、县、卫、所的文武官员都要接送。接送有一定规矩：使臣到时，先要迎诏于公馆。把诏书安放停当，然后文武官员排着队向诏书行三跪九叩头礼。使臣离去时，又要集体送诏于郊外，三跪九叩，行礼如仪，饯行送别，礼数也不能少。

　　等到送抵目的地，那礼仪更是隆重。当地自督臣以下文武官员先要抬着龙亭，带着仪仗、香案、乐队（鼓吹），迎候于十里之外。等到使臣赍诏来到，先把诏书请到龙亭安放，各官跪候于道旁，然后排香案、动鼓吹，司道各官前导，使臣与督臣后随，迎诏至督臣衙门。把放着诏书的龙亭抬到上首，众官行一跪三叩首礼。礼毕，宣读诏书，读毕，又行一跪三叩首礼。然后再把诏书安放龙亭，再行一跪三叩首礼。这样过后，才是使臣捧诏授督臣，督臣受诏授布政使。布政使再把诏书安放龙亭，又是鼓吹前导，送到布政司衙门“誊黄”（即抄录）。于是督臣上疏报告诏到日期。读着这些纪事，觉得实在繁琐，但回想“文革”期间，上海的工、军宣队代表进了中南海，回去时说是带回了江青送的几只芒果，于是敲锣打鼓，列队迎接，供在那里让人“瞻仰”。好像这一套都能无师自通，大奇。

　　徐炯于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出发，经过两个半月，九月到昆明，一路上接诏、送诏，宴请、饯行，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恐怕是难于计算的了。有这些时间和钱财，替老百姓办点雪中送炭、扶困济贫的事不比什么都强？但在皇权主义的治下，皇上的几句话似乎比什么都重要，好像把这几句话带到各地，真的就会裂变出无穷的力量。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官僚集团编造的神话。这些神话连官僚集团自身也不相信。看看徐炯这部日记，几乎无一字提到灾害的情形，无一字讲到如何救灾，有的只是一路游山玩水，饮宴歌舞。皇上装模作样地减膳、撤乐，文武百官根本没当它回事，该吃的照吃，该玩的照玩——这还是在所谓的吏治清明的康熙盛世啊！

　　徐炯一路游山玩水，随喜寺院，凭吊古迹，以及途中接风饯行，书中记载颇详，到了昆明，更是吃喝游玩无休无止。为节省篇幅，按下不表。

　　对于官员，吃的理由永远存在，玩的理由也永远存在。徐炯在昆明住到十一月十日，前后两月有零，就吃了玩了两月有零。碧鸡山、罗汉山、螳螂川、妙高寺、圆通寺、潮音洞、龙王庙、温泉，该玩的地方一处没有落下。在吃玩尽兴之后，皇上的使臣踏上归途。行前各官送的礼自不可少，而行时恭送圣诏也一切如仪。

　　原本是传达圣上的关怀，到头来成了公费旅游和官吏们盛大的聚餐。灾荒中的老百姓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恐怕在这一切迎来送往中，百姓的苦楚更增加了几分，差役不消说，就是官吏们吃喝玩乐的费用，最终还不是要落到百姓的头上。不过，作起居注的官员还是少不了为皇上的关怀民瘼，忧国忧民大书一笔的，而后世有颂圣癖的人也更会把皇上的这些“德政”编成戏剧，写作小说，甚至载入历史，以成就一代圣君的光辉形象。但是，真要懂得历史的真相，还得自己放开眼光从字里行间去看。专制官僚体制下的救灾救荒，在冠冕堂皇的巡视、视察后面，大抵都是一样地扰民祸民。上面的大官老爷少下去，老百姓或许还稍稍安稳一些。

　　徐炯完成了这桩“丰功伟业”之后，又经湖南、下长江，回家省亲去了，日记记到到达京口的那天为止，大概后面属于私事，所以不见于这部因公出使的日记了。

　　我一向不喜欢读所谓排行榜上有名之书，一是疑心那是书商的生意眼；二是但凡畅销之书，多为迎合时尚之作，虽可红极一时，却少有可观。反不如一些冷僻之书，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读《使滇日记》，感想依然如此，如果只读上谕，哪里会知道书中记录的许多花样，恐怕还真以为这些官吏在认真救灾为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