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硬伤：法制&市场

　　年度焦点之危机

　　危机话题　改革

　　这场风波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好。冀望于各色人物各谋私利的同时能相互制衡，促进联赛健康发展。

　　2004年，甲申，猴年，足球大灾。

　　国家级球队全面溃败；国内联赛黄赌毒乱成一锅粥；职业联赛以来入场观众跌落冰点；俱乐部各路诸侯揭竿而起向足协要权要钱。中国足球大灾降临，奄奄一息中却问路在何方？

　　“革命党”和足协几度交锋，输赢未卜。但至少都认准了一点，中国足球必须二度改革，重新上路。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中国足球面临推倒重来的机会，这个机会是大灾之年的劫后余生带来的，走到了低谷剩下的只有上坡路。但如何把握这个机会继续深化足球改革，如何设计一个比较轻松且向上走的方案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足球面临的中心问题。

　　重庆力帆老板尹明善说过：“中国足球的问题不在体制而在法制。”广州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刘孝五说过：“中国足球实际上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道。”当过大学老师的尹明善和中国最早的足球职业经理人之一刘孝五的观点非常值得重视，走过12年职业足球的历史，蓦然回首，法制和市场恰好一直是中国足球的两道硬伤。

　　本报记者　唐元鹏

　　法制精神是核心

　　赛季初定好的升降级规矩可以在赛季过程中说变就变；用一种既往不咎的内部处罚代替司法介入解决黑哨问题；掌握了证据只内部开个小会警戒一番达到阻止球员赌球的目的；为了应付中国足协的中超要求俱乐部造假账达到营业收入。这就是中国足球中存在的漠视法制、违法违纪、践踏游戏规则等行为。笔者此处列举的只是冰山一角，免不了挂一漏万，但也足以触目惊心。

　　我们国家提倡的法制原则归纳起来就是四句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套在中国足球上问题就大了，首先是“有法可依”，目前关于中国足球的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及相关法规，中国足球也算是有法可依。但两年前龚建平案就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困境，因为裁判的身份无法界定，他不属于足协的公职人员，又没有在本单位职务上受贿，他只是在一个社会团体中国足协组织的联赛中担任裁判而已，原有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并不适用于龚建平。2003年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还是依法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但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司法解释，这才解决了龚建平案的法律漏洞。

　　更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法制精神带来的是规矩是公平，而中国足协的某些行为却经常任意践踏自己作出的决定。比如说联赛的升降级制度，就是中国足球翻云覆雨的遮羞布。去年年初联赛开始前规定了中超有升降级，但到了10月26日，中国足协又应“革命党”的要求取消了中超的降级制度。置联赛开始前议定的游戏规则于不顾，足协的权威和公平受到很大的损害。

　　这种朝秦暮楚的反复，在中国足协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缺乏法制和公平，任何制度下足球都无法正常发展。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首先就要纠正中国足球缺乏法制的现状，中国足球再也不是用行规代替法律的世外桃源。

　　足球市场是土壤

　　当初在设计中超联赛的时候，规定每年营业收入3000万以上才有资格成为中超俱乐部。这是一个行政规定，目的是促进各俱乐部培养足球市场，但相当多的俱乐部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以深圳健力宝俱乐部为例，去年一年都没有球队冠名费，没有胸前背后广告费用，这两项一般来说是一个俱乐部最大头的经济收入，可这两项深圳俱乐部是0。门票方面，一张票是60元，深圳队11个主场平均一场比赛8000人，满打满算就五百多万，但大家都清楚进场的球迷里有多少是自己掏钱买票的。这种情况在其他11家中超俱乐部绝不是独一份。以至于有俱乐部老总声称，所有俱乐部都不得不为了达到中超要求做假账。去年当长春亚泰和辽宁队争夺中超名额时，长春方面就拿出过据说是辽宁队造假的证据。

　　足球市场萎缩，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正是各俱乐部揭竿而起闹革命最直接的理由。2002年，各甲A俱乐部好歹拿到了平均450万元人民币的分成，时隔一年，这个数字居然少了近75％只有区区120万。而在2001年之前，大部分俱乐部每年都能拿到平均将近650万元的分成。缩水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管理集团(IMG)不再承包2003赛季中国联赛的经营，转由足协下属的福特宝公司负责。据统计，2004年，中国足协从中超联赛各项赞助以及电视转播权中将至少获得1.16亿元人民币的收益，但是最终分到各个诸侯手上的分成又可能不足120万元。以往中国足协将联赛市场打包经营，但由于赌球、假球、黑哨等充斥于我们的联赛，今年中超联赛的总赞助费只有700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这个数字甚至还不如1999年甲A联赛一年的总冠名费。从上面这些数据我们已经看到从2000年到现在短短几年间，中国联赛价值缩水了50％以上。

　　足球是一只金蛋，曼联、皇马等世界一流俱乐部都可以在这里赚取数以千万计的美元。但到了中国由于种种负面因素，中国联赛价值越来越缩水。俱乐部达到盈利甚至收支平衡简直是痴人说梦。

　　中国足球市场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整个联赛仍然处于一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不正常环境中。一部分私人老板养着的俱乐部勉强维持，而另一些国企背景的俱乐部却出手阔绰，在这个足球的严冬还能拿出大笔银子收购国脚的恰好就是两大国有资产俱乐部——山东鲁能和上海申花。这种市场与计划之间不对称的竞争造成了足球市场一种恶性循环，那就是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疼，那就大笔大笔地投入，而私人老板为了获得游戏资格而被迫同样投入，最终的结果是许多老板玩不转这无底洞。

　　没有公平的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健康的市场造血功能，中国足球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备忘

　　“革命”两月纪事

　　2004年10月2日晚，中超第14轮沈阳金德主场迎战北京现代。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34分钟时，张杨在右路快速突破到禁区，在与挡在身前并背对自己的现代队中后卫张帅纠缠后摔倒在地，主裁判周伟新快步指向点球点。现代全体球员对此判罚非常不满，在姚健和徐云龙的指领下，场上球员集体走向场边以示抗议。比赛在中断12分28秒之后，周伟新宣布比赛结束。随后10月4日，北京国安俱乐部向外界宣布，如果无法给国安一个满意的处理方式，国安将选择退出职业联赛。

　　这就是中国顶级职业联赛首例非正常的提前结束比赛事件。它如导火索一样点燃了岌岌可危的中国足球，中国职业联赛在经历了12年的风雨路程之后第一次真正遇到生存危机。

　　10月17日，由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牵头、几个通宵达旦制定的13个文件、9项实质性内容的“中国足球”革命的方案正式出炉！13份文件包括1份致中国足协的一份公开信、1份补充说明及一封迟发的公开信。提出了中国足协向各足球俱乐部公布历年财务状况、成立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等要求，当然其中还夹杂着关于停止执行本年度中超联赛降级规定的提案。

　　这就是徐明等为代表的俱乐部方发射的第一轮炮弹，从而掀起了媒体命名的“足球革命”的序幕。由于在野的俱乐部一方准备充分，目标明确，的确有些来势汹汹。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一直到年底，俱乐部一方和足协你来我往三度交手，足协副主席阎世铎纵横捭阖三度变脸。特别是阎的三度变脸，将中国政治中的强权手腕演绎得淋漓尽致。

　　第一次：10月18日阎世铎承诺公布中超财务。次日还兴致勃勃地参加徐明等投资人设的宴会并答应投资人一些要求。到了26日却变成承诺公开财务预算，还仅限2004年。同日看到投资人的8项决议，他发飙痛斥实德官员是“公然挑衅中国足协的权威”。

　　第二次：11月4日，阎世铎接受央视专访时，乘胜追击称“俱乐部之间关联打假球、俱乐部之间幕后交易打假球以及俱乐部买通裁判打假球”，引得投资人9日抛出更猛烈的四条决议。但当11月17日中国队耻辱日前后，老阎则悄无声息。而投资人20日又抛出三项报告后，他的部下郎效农25日向央视表示投资人有“重复‘文革’中造反有理”之嫌，引得投资人要郎道歉。

　　第三次：12月15日，阎世铎同意“管办分离”，中超改革双方似乎要把酒言欢，但22日，他却严词表态五个“不可动摇”给“管办分离”设了很多前提。

　　前有革命，后有镇压。一方提出“管办分离”，一方提出先管好自己。各执一辞，互有攻守，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拉锯局面。但总的来说回顾2004年的“革命党”与足协之间的交锋，足协占有体制先天性的优势，背后有政府(体育总局)的支持；而资本方的改革派除了能够借重媒体的力量翻起一些波浪外，当初13个文件，除了在去年中超取消降级、足协公开账目等有限的小事上讨得便宜外，其他方面“革命党”可以说全线溃退。两个月过去了，大家发现经历文山会海之后，中超联赛如死水一般，连微澜都没有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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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明等投资人掌控了一定的“生产力”，自然在“生产关系”上有一定诉求。　中青在线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