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案例曝光“贪官法则”

　　编者按

　　近日，有关媒体通过搜集、整理自1991年至2004年审判后公开曝光的200个典型腐败官员案例，定量分析出这些腐败官员的年龄、级别、贪污方式、赃款去向等特点。根据200个“贪官样本”统计显示：有六成贪官的“腐败潜伏期”集中在5年之内；贪官的涉案金额集中在100万元至500万元人民币之间；局级贪官比例超四成。141名贪官用同一途径捞钱批项目捞钱最常见

　　在对200个“贪官样本”的调查分析中发现，腐败分子有5种最常见的敛财方式，分别是批项目、要贷款、提官职、个人事务（如婚丧嫁娶）、做假账。

　　在200个“贪官样本”中，有141人通过批项目的方式捞钱，占总人数的70．5％。批项目成为最常见的捞钱方式。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真，从1995年至1999年初，通过帮助北京三威电子有限公司经理王某承揽工程，收受王某贿赂305万元。

　　还有51人利用做假账捞钱，占总人数的25．5％。在对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判决认定中，马向东在该市对项目开发、引进外资环节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发放奖金过程中，虚报发放奖金数额，与他人共侵吞公款12万美元。另外，在被调查的200名贪官中，通过卖官捞钱的有53人，占总人数的26．5％。一般贪100万至500万廉政专家分析：腐败也考虑“成本和收益”

　　根据统计，200个贪官中涉案金额在100万元至500万元的有73人，占整体数据的36．5％，为各金额量级比例最高的一部分。在样本分析中，“涉案金额”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及来源不明财产等。

　　原西安市体改委主任杨永明、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歧、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等“著名”贪官的涉案金额都在这个区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副教授表示：“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任何腐败行为都要考虑到成本和收益。腐败行为的成本包括：失去官职，由于判刑而失去自由，判死刑失去生命等。捞得太少，贪官会认为不值得，当然金额越大，难度也就越高。”

　　任建明认为，如果100万元至500万元的金额已经大致能满足某些人的需要。除非有逃到国外的计划，这样他们的涉案金额就可能要到千万元以上。贪来钱财包养情人赌博行贿投资公司也是“主流向”

　　在200个“贪官样本”中，50名贪官有情人，并将违法所得送给情人或者挥霍在情人身上，占整个人数比例的25％。原云南省副省长李嘉廷，厦门市原副市长赵克明，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等人都曾在腐败过程中“盛情难却”。

　　《大地》曾刊登文章说，成克杰认为，有权有势的人养“小蜜”已是一种时髦。1992年下半年起，成克杰便与有夫之妇李平长期通奸，并共谋在各自离婚并“赚钱”后再结婚。

　　在200名贪污受贿人员中有10％的人参与赌博项目；同时，一边收受别人贿赂，一边再次向别人行贿的也是10％。两个相同的数字是偶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贪官赌博，开始多是借赌博之名，行索贿、受贿之实。

　　陕西“赌博书记”刘贵正挪用的87．9万元公款中有40万元是赌博时输掉的。刘称自己多次陪县上领导打牌，并故意输给对方，以“联络感情”。

　　另外，还有59人把赃款用于投资办公司，或者买房产等。从而使其腐败所得变成干干净净的经营所得。中层腐败集中局级占四成多

　　在统计数据中，局级涉案人员占44％，比例最高。中层官员腐败集中成为一种现象。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表示：“在我国，局、处级官员的人数在全部官员中的比例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大的，所以从媒体报道的案例来看，中层贪官的人数会多一些。”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所长王公义则认为：“掌握着实权的官员大多集中在中层。这也是腐败容易滋生的原因之一。”王公义表示，掌握实权继而产生腐败，国外也如此。

　　根据统计，有53％的涉案部级官员涉案金额在100万元以下，但却有86％的涉案科级以下官员涉案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对于高级、低级官员涉案金额“两重天”现象，任建明认为，官员的级别越高，手中权力可以支配的资源就越多，可以选择取回腐败收益的方式也比较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并不非常需要把所有钱财都直接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腐败潜伏期”集中在五年内

　　200个“贪官样本”的统计对“腐败潜伏期”长短方面也有发现，涉案年限集中在1至5年之间的占总人数的65％。

　　“小官”案发时间短，多集中在1至2年。在调查的200个“贪官样本”中，涉案时间集中在1至2年的科级和科级以下官员占同级别涉案人数的比例分别为43％和44％，远远高于中层和高层干部相应比例。“高官”涉案时间较长，多在9至10年间。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认为：“从理论上讲，低层、中层官员的查处难度要比高级别官员小得多。因为官位越高，腐败手法就越‘高明’，规避手段也越多。”据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