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1月5日报道，近日在杭州举办的“文化战略研讨会”上，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说，如何增强城市的竞争力，关键在于城市的文化魅力。城市的文化魅力在于有丰富的文化活动，更在于有全国知名的文化大师，只有文化大师才能提高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
按余先生的说法，每个城市都应有文化大师，否则就没有文化品位。照此看来，文化大师太重要了，但什么时候每个城市才能都有自己的文化大师呢？中国城市上千座，即使每个城市只有一位，也得有上千位才够分配。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如此数目巨大的文化大师队伍呢？即使是学者所称“大师辈出”的五四时期，堪称大师的也不过数人而已。至于今日，放眼全中国，能称文化大师的又有几人？不是出了一两本畅销书，或出了文集、全集就能成为大师。文化大师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由弟子们吹嘘而产生的。既是大师，就是凤毛麟角的人物，就是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进行学术创造的人物。
余先生还用诗样的语言描述了他所憧憬的世界：“柳亚子先生乘一只小船到一个小山村，敲开门遇到的是一位全国知名的文化大师”。我想，余先生所希望的大师“如繁星点点般”的时代，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过。当时提出了“乡乡都有郭沫若，县县都有李太白”，一夜之间，诗人“如繁星点点般”冒出来，可惜历史证明那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所以我们不得不遗憾的说，余先生的希望只是痴人说梦。
但是，没有文化大师是多么残酷啊。余先生说，如果有陈寅恪，人们就不会把广州称为“文化沙漠”。可见文化大师有“化腐朽为神气”的超人功夫。既然不可能有那么多大师，中国那么多城市搞得再好，也是没有“城市竞争力”，只能望着那些有文化大师的城市而扼腕叹息，这不是太令人伤心了吗？只恨本地非人杰地灵之所，大师可遇不可求啊。有本事的去请一两位也行，但我们都知道大师都是极有个性的，象陈寅恪晚年，中央要他到北京就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之职，他都推辞不就，宁肯蜗居天之南，这真是广州的大幸又是北京的大不幸啊。
其实，余先生在极力夸大文化大师的同时，是在把文化神秘化，在把文化大师神秘化。有了文化大师就象有了点金术，文化品位有了，城市的竞争力也有了。文化固然重要，但象余先生这样渲染文化的神秘色彩，就是十分可笑的了。明代学者李贽曾针对当时将理学神秘化的现象，提出“道在屎尿中”。李贽可能有玩笑之意，但也揭示了真理：文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秘东西。文化虽然是形而上的，但并非玄而又玄的、“灵羊挂角，无迹可求”的东西。宣扬文化神秘主义者的逻辑出发点是文化精英主义，迷信文化精英，似乎一有文化大师出现，天地都会为之变色。这种论调的逻辑终点必然是否定、排斥文化大众化，认为大众不过一群“文盲”而已，毫无文化可言，即使是一个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如果没有“文化大师”，也不过是一个“文化沙漠”。
今日中国知道陈寅恪、马一浮的有几人？即使曾闻其大名者，又有几人读过陈先生的《寒柳堂集》？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恐怕都不知这些大师的名字。说句唐突的话，平民不知这些大师的名字，固然无损于他们之“大”，但不知大师的名字，同样也无损于平民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不能否定文化大师的作用，但也决无必要把他们神秘化，把文化神秘化，更不能否定大众文化。在文化越来越普及的今天，与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更重要。我们相信，大众文化同样能够提高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同样能够创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