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外交大辞典》：十年磨一剑填补出版空白

　　由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是我国第一部权威性的外交辞书，经过14年编撰，将在2005年2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据了解，这部辞书共分上下两卷，1．4万个词条，约800万字。辞书编写过程中，汇集了来自全国国际研究机构、外交界的专家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等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上千名。《世界外交大辞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辞书出版行业的一项空白。

　　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评介这部辞典时说，它是整个外交战线上的一项基本建设。它对于我们了解外交历史，深刻了解外交现实，正确认识外交未来都很有帮助。这是一项功德无量之举，必将是所有外交外事工作人员的良师益友。

　　《世界外交大辞典》的主体是国别外交和多边外交，其内容包括外交理论、外交政策、外交人物、外交事件、外交文献等方面，除了作为主体的国别外交和多边外交之外，还有外交总论，和外交关系密切的国际法、国际公约以及外交常识等，涵盖了全世界各个历史时期的外交，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外交和外交的各个方面，可谓是一部外交百科全书。整部辞书在时间上相对侧重近代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外交，在内容上有四个侧重，即大国外交、多边外交、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和当代国际热点问题。辞书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国家再小至少也有该国外交和该国与中国关系两个辞条。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马武业是这部辞书的选题策划者和两位常务副主编之一。提起这部辞书他感慨万千，最大的感触就是：“难！”马武业说，有个西方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宁肯坐监狱，不愿编辞书。这句话说出了辞书编写之艰难。应该说，编写一部原创的辞书是特别难的，而编写外交辞书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外交关系是国与国关系最集中的体现，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敏感和复杂的国家关系。

　　马武业说，编撰这部辞书第一难难在了定辞目上。摆在记者面前的辞目总表讨论稿是16开厚厚的一本，总共380页，马武业介绍说，1990年开始准备编写辞书的时候，由于国内无先例可循，又缺乏编撰大型原创性专业图书的经验，故走了一些弯路。1994年重新起步，成立了编委会常委会，包括10名出版社以前退下来的领导和外交部退下来的大使，又从出版社挑选了10名具有敬业精神的责任编辑，组成外交大词典编辑室。有了这样一个既懂出版又懂外交的队伍后，辞书编撰工作才开始有了真正的起色。他们把世界外交先划分成10片，每个常委配一个责编负责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分头建立各片的体系，拉各片的辞目。又经过两年，1996年辞目总表终于确定了，辞书的框架搭建了起来。以后又几经增删修订，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马武业告诉记者，在编写辞书的过程中，撰写一个辞目有时比写一本书还难，有些辞目本身就是一门学问，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来研究。比如为了确定“外交”这个辞目，他们讨论了无数次。因为“外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外交和非外交、官方外交和非官方外交、外交学和非外交学的东西都掺杂在一起，很难确切界定范围，外交学院的教授黄金琪为了解释这个辞目不知易稿多少次。

　　辞目撰写后称之为辞条。辞条分成大中小三种，除了特大的辞目在800字以上，其余都在800字以下。但专家们为了完成这几百字，往往需要看几十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的资料，很多时候还要委托使馆和驻外机构查找，常务副主编萧扬曾经亲自去俄罗斯档案部门查找资料。

　　当全书在10块内容都凑齐、清稿和确定之后，最后一难就是全书合成，这一组合的过程非常复杂，一些重复的内容需要反复查找才能分清，理正。记者在全书最后的清样上，看到盖着第十七遍的红印。这是书稿清样从分片到合成，到最后付型所经历的遍数。

　　以上是“书内之难”，还有“书外之难”。编写这样规模宏大的辞书，应该有雄厚的资金，整齐的人才队伍和优厚的物质条件做基础，而从1990年至2000年，《世界外交大辞典》的编辑工作是在危房陋室中度过的。盛夏酷暑，没有空调，只好往水泥地上不断泼水降温。编委会的常委们每月只有几百元的报酬。有人感叹说：“过去当大使，当社长也没有编辞书这么累！”10多年的时间，10来位责任编辑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这部辞书，有的人进大辞典编辑室的时候尚未结婚，现在小孩都快小学毕业了。

　　钱其琛为辞书的编写做了许多宝贵的指导。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到：“《世界外交大辞典》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是一项艰苦的学术创新工作，是一件日积月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事情。”

　　坚守14年，终于把希望变成了现实。马武业说：“编纂辞书，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住枯燥，守得住清苦，经得住压力。只有这样做了，编出来的东西才会是精品，才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记者桂杰）（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