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谈
多年以前，台湾歌手潘美辰一首《我想有个家》，那侧重心灵港湾的抒写，曾经准确地替无数人表达过对家的感觉和呼唤。历时4年进行的《广东社会变迁基本调查》项目日前正式公布，结果表明，近90％的居民满意自己的家庭生活，认为家庭生活比工作重要的人数比以前多，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指标达98.8％。专家于是总结道，广东社会出现了家庭回归趋向，遂有媒体称，“‘老广’生活越好越恋家”。
即使这些抽样调查的数据未必足于来判断，我们也会在几个词汇之间辗转反侧，它们是“恋家”、“家庭回归”、“家庭依赖”。按照专家的解释，广东居民回归家庭生活的主因，是单位机制的弱化所致。似乎我们从中还看到这样的一个思维走向：因为数据显示了广东人对“家庭依赖”的客观提高，据之总结出“家庭回归”的研究判定，又因为这些判定，人们生发出广东人“恋家”的主观认知。一个家，在潘美辰小姐那里，是“在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或者是“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不会害怕”。在这份《广东社会变迁基本调查》中，家是做为社会学范畴的“家庭”提出的，它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结构，被人们在这次调查中思来想去，勾来画去，既存在着对“家庭”的功利性依靠，又混杂着对“家”的感情维系。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在社会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家庭回归”甚至“家庭依赖”有着很多客观原因驱使，比如下岗工人，他们正在感慨“上班千日好，在家一时难”呢，难归难，到这个份上，不“家庭回归”又能如何呢？于是家庭回归或依赖了，又感到家人的爱，恋起家来也很自然。看看“家庭回归”对面的数据，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日渐稀薄，既然借钱求助还靠亲人，就对家多些感情和时间投资吧。
社会一路变迁，类似潘美辰式“家”的渴盼，是人们心灵的美好梦想。于是这个调查的结果无论是一个社会性的还是一个心理性的，都倒向“家庭回归”上，尽管后面有着“恋家”和“靠家”两种因素。国家嘛，没有家，哪有国，因此“家庭回归”的结论可谓皆大欢喜，但是如果“靠家”的太多，“恋家”的太少，于国家就有些不妙了。
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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