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扛尸背后的乡村社会思维

　　肖郎平

　　背着尸体乘车千里？这不是神秘赶尸的现代版，而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无论如何它都让我们感到震撼与尴尬。

　　近日，广州媒体大幅报道，湖南一左姓男子饮酒后猝死福建龙岩市，一起打工的李绍为等4人偷偷将死者从医院后门背出，并将尸体伪装成醉鬼成功登上列车，辗转来到广州火车站。死者身上浓浓的酒气，以及大冷天正好可以遮掩的棉被，让他们轻松避过可能发现的关节。因为钱不够继续为死者买座位，他们在准备将尸体包裹之后托运回去时，被巡警发现———如果不是因为缺钱，他们也许能够继续这种空前的旅行。

　　有人称赞同乡义气，有人讨论是否合法，有人怀疑影响其他乘客健康……而我们在为他们的经济之窘迫感到悲悯的同时，也应为他们所体现出来的乡村社会思维感到悲悯。

　　没钱看病，死了没钱处理，连车票都买不起……这就是外来工飘零在外的真实生活一面，尽管我们不愿意面对，不忍心听闻。

　　值得注意的是，李绍为为什么这样做的解释。他用干裂的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说：“人是我叫来福建的，他死了，我要对得起这里！”另外，他还表示，并没有考虑过法律的问题，不背回去良心上过不去。

　　这是生长在乡村社会环境下的农民的典型反应。李绍为考虑的是如何对得起自幼相识的死者，如何对得起圈子里的人。乡村社会所最注重的就是人际关系，是宗亲血脉的分界，乡村那浓浓的情意表达与行为方式都与乡村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而称赞他够义气的人们的出发点也正是站在这样一个乡村社会角度来衡量的。

　　所以，李绍为没有考虑过法律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孟德斯鸠说，法律约束的是公民行为，道德约束的是人的行为。而李绍为的表现方式显然不是出于法律思维下的公民行为，他最需要考虑的是他身边的乡村社会以及那些在乡村社会长大的父老乡亲。

　　我们感到悲悯的是，李绍为们在无能为力的时候，他首先应该依靠的不是乡村社会，而是可以依赖的法治社会或者说是福利社会，以及作为公民权力的代理者———政府。作为一个公民，他们可以要求享受这样的权利，而社会和政府有义务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他们没有，即使远离生息已久的乡村来到城市，他们仍然还是沿袭着乡村社会思维。他们没有学会按照公民行为方式来享受应有的权利，包括生与死的问题。

　　社会是由于我们合作欲望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果还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停留在依靠身边的人的圈子内，这样的社会绝不是现代社会，也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用大量生动的乡村图景，一再向我们警示，如果农村与农民不能从乡村社会中解脱出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社会的目标就是不可想象的。

　　我打工，我孤独，但我不是一个人———什么时候，李绍为们自己能知道有这样的一天，社会又能让他们信赖有这样的一天？（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