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金牌造梦机还在？

　　他没有千军万马，却震撼过亿万人的心灵。他受益于举国体制，并将之发挥到极致，但同时也将更大的挑战传递给继任者——中国体育若在竞技方面“君临天下”之后又该怎么走。

　　袁伟民的2004

　　8月

　　带领中国军团参战雅典奥运会，夺得32金，首登金牌榜第二。

　　12月

　　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任上退休。

　　在北京体育馆路5号，他多年来一直被称为“袁头儿”。去年年底，年满65岁的他到站了，为继任者刘鹏让出了座位。他在这一年的离开，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其对中国体育的影响力，而2004年对于袁伟民也应该是百般况味的，一面有雅典奥运的光辉灿烂，一面则留下3月体育彩票案、6月审计风暴和10月中超动荡的隐痛。事实上，比这些更难理清的是，中国体育过于沉重的竞技时代的惯性，在他离任之后会如何收束，或如何续写？

　　一个享受“特殊待遇”的部级官员

　　2004年12月9日，国家体育总局完成了一次交接棒仪式，团干部出身的刘鹏取代功勋教练出身的袁伟民，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国务委员陈至立的出席意味着这是一次较高规格的交班，而民间告别“袁伟民时代”的高规格，更是其他任何省部级官员无法比拟的。

　　尽管袁伟民将在雅典奥运之后退休的消息已预热了至少半年，尽管一贯低调的他拒绝了一切个人采访，但离任时刻的报道和评论还是铺天盖地，其中一个核心的声音就是，一个长达5年或是23年的时代，结束了。这种盛大的告别场景，生动体现了竞技体育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深刻烙印，更诠释了袁伟民这个名字对竞技体育的巨大影响。

　　事实上，人们并不是特别地只对这个人怀有深情。“袁头儿”从事体育事业47年，几乎与新中国的体育发展等长，他的历史就是中国体育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他见证了中国体育这二十多年的起起落落。梳理我们对“袁头儿”的记忆，就是在梳理对中国体育的记忆，也是在追怀我们倾注其间的情感。

　　袁伟民带领中国女排是搞“魔鬼训练”起家的，而“魔鬼训练”后来的学名就是“三从一大”；他受益于举国体制，并极大地强化了举国体制，将它的效力发挥到了极致。人民在20年间得到了无数快乐，甚至不在乎自身健康被体育事业忽略，直到今天，才稍有感悟。

　　人们百感交集地评价袁伟民，同样要百感交集地面对中国体育的过去和未来。

　　或然的升迁与必然的金牌战略

　　作为中国第一个运动员出身的正部级高官，从“袁队长”到“袁指导”再到“袁头儿”的历程，不仅充满传奇色彩，甚至还带有少许的戏剧性。1976年他以国家男排队长的身份被确定为中国女排主教练时，已经类似于坐了直升飞机，一些人不能接受这个决定；1984年，由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钦点，袁伟民很快被破格提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按照干部升迁程序，这一跃至少算得上连升三级，算是搭上了火箭；2000年初，由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的突然离职，即将退休的袁伟民又意外主政，并创造了两届奥运的金牌奇迹。

　　在偶然的机遇背后，几十年间的稳健上升也印证了他的天分与努力。时至今日，这位省部级退休官员依旧保持着难得的自律，连被子都叠得方方正正，你得承认，民众总是对这种菜农子弟的平民奋斗史多一些偏爱。

　　送别的行列中，很多人急于为袁伟民下一个盖棺定论式的评价，他被认为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和金牌战略的“始作俑者”。这样的责任，无论里面的含义是褒是贬，袁伟民都承受不起。

　　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最初并没有效仿前苏联的模式，甚至新中国成立之时也没有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那时候人们呼喊的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但政府高层还是很快感受到了体育在政治中的“特殊功用”，渐渐给了它一个超乎自身的特殊地位。

　　就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袁伟民在中国女排的帅位上适时地闪耀光芒了。他直接带领中国女排取得“三连冠”，娱乐了全国人民，并升华为一种“女排精神”极大地振奋了当时的民族士气。

　　一位评论家在反思中国体育的奥运金牌策略时认为，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为中国射下的首枚奥运金牌。“这一枪打开了中国体育的一个陷阱，奥运金牌的陷阱！”

　　其实中国人真正把体育事业当作形象工程来膜拜，并非因为许海峰，而是始自中国女排。到后来，袁伟民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体育正式制定了“奥运战略”，竞技体育成了中国体育事业的重中之重。

　　但历史进程只能靠某个精英推动，而不能由他决定。即使没有中国女排的三连冠，即使没有“袁头儿”主政，共和国的体育史还是绕不过“金牌战略”和“奥运情结”这个阶段，只不过其辉煌和癫狂程度要打一些折扣吧。

　　中国体育的转型难因一个官位的调整而轻松完成。

　　如今，“袁头儿”搬离了体育馆路5号，一个时代似乎行将完结，似乎又在暗自延续。

　　自袁伟民主政中国体育开始，一个区别于以往的显著景象是，大批的体育背景的“成功人士”奔走于仕途。在袁的时代，各级体育官员中不乏他的老部下，年轻的退役运动员，甚至当年报道女排的一位记者也被提拔起来，一直做到副部级的高位。

　　按照惯例，奥运会之后总局下属各项目中心的人事变动应该在上层调整之后进行，而这次显然有一些例外，一批运动员出身的教练赶在袁伟民卸任前被提拔，全面接掌那些金牌项目的管理大权。这无疑留下一个伏笔：袁时代的精气神儿和若干核心还在。

　　“袁头儿”不仅留下了一批种子，在更广的层面上，也留下一个走不远的背影。

　　据坊间流传的说法，袁伟民尽管已经到了省部级官员退休的65岁年限，但关于他的去留还是让高层颇费了一番斟酌，原因无非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要赶超最后一个对手——美国代表团，至少要再增添10枚以上的金牌。因此，新任的中国体育“掌门人”，必须对竞技体育有非常强的把握能力。袁伟民，这个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竞技体育的元老级人物，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如果不是省部级高官的退休大限太不讲情面，袁伟民时代或许真的还会再延长四年，不是因为他多么强势，而是因为人民的需求依然强势。

　　尽管舆论普遍倾向于这样的判断：袁伟民的离任也意味着金牌造梦机即将停止转动，但这多少带有精英阶层对历史趋势过于乐观的守望，属于一厢情愿的判断。对于普通中国民众而言，在竞技体育中寄托强国梦的需求虽然稍有淡化，但对于金牌自豪感的心理依赖依旧根深蒂固，有了这个“民意”的基础，中国体育的转型显然不会因为一个官位的调整而轻松完成。

　　关军

　　旁论

　　“GDP崇拜症”不可取

　　——兼论中国体育“后袁伟民时代”的走向

　　2005年是联合国“体育运动国际年”。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联合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体育运动，旨在敦促各国政府要注视体育运动和国民的身心健康。

　　2005年是我国的全国运动会年，各省市(区)体育主管部门很自然地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全运会上能拿多少分、名次比上届是升还是降。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全国的一件大事。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各级政府全力以赴，北京奥组委正在精心组织、逐步实施。

　　我觉得，从全局看，还宜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放在全国工作、北京市工作或者是全国体育工作中的适当位置之上。这当然是重点，但还未构成全局；它需要方方面面工作的配合，但还不能取代方方面面的工作；它确实逐渐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中心，但是世界更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我这样说，绝对没有贬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意义、作用和影响的意思，我这样说是想防止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出现不协调发展的倾向。

　　体育运动工作在全国是重要的，因为它涉及人们的身心健康。当然，要使国民全方位身心健康并不仅是体育运动部门的事，还需要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部门的配合，形成和谐社会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运动竞技是我国准备2008年奥运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运会从设项上看就是为奥运会做准备的，因为它把除武术之外的非奥运项目都排除在外。但是涉及更大群众面的体育运动工作不应只是为奥运会做准备的精英运动竞技，精英运动竞技也不应只是国家或省市(区)范围内少数专家、运动员的事。全民健身，非奥运项目的运动项目，学校体育、厂矿职工体育，特别是农村体育也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涉及的人群更多更广。

　　因此，我觉得对中国来说，2005年应是大众体育、运动竞技均衡发展齐头并进的一年。宜抓住全民健身运动开展10周年之际，依靠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和非盈利性组织再次掀起一个全民健身运动的新高潮。同时也充分利用全运会之契机，夯实竞技体育的真正的群众基础，使我们的精英运动竞技有更广大的“后备队伍”。

　　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我国体育界的机遇不仅在提高竞技水平之上，而且还在提高我国整体的体育运动水平之上。中国无论是世界体育强国也好，无论是体育大国也好，都不是单纯以竞技水平为惟一标准的，正如科学的发展观不是单纯以GDP的增长为惟一的标准一样。宜利用准备08奥运这几年期间，把我国的体育运动事业造就成协调发展、和谐共生的局面。

　　魏纪中

　　(本文作者为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会长)

　　图：

　　梳理我们对“袁头儿”的记忆，就是在梳理对中国体育的记忆，也是在追怀我们倾注其间的情感。

　　中青在线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