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连载）(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0日04:54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六、最惊险的一次专机飞行

　　在我任专机机长的20年间，经历的险情有那么四五起，其中最为惊险的，要算1969年9月4日晚从河内返回南宁。这次专机任务的目的，是接送赴河内参加越南主席胡志明的遗体告别仪式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却因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变得一波三迭。

　　1969年9月3日上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越南主席胡志明因病与世长辞。从6月下旬，周总理得到胡志明病重的消息后，中国曾先后派出三批医护人员飞赴河内，但最终无力回天。

　　3日晚，我驾驶208专机从北京起飞，机上是以周总理、叶帅、韦国清为首的代表团成员约二三十人。原定直飞河内，但飞机飞到南宁上空时，机组却突然接到河内方面的通知，大意是由于灵堂尚未布置好，暂时不能接待这架专机，要求专机4日上午再到河内。我马上到机舱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当时问我北京方面是否知道这一情况，我回答说不太清楚。我觉得周总理平静的面部表情下，潜藏着一种十分不满的情绪。我意识到，这种突然的改变，显然同当时中苏发生边境之争，导致中、苏、越三国之间关系微妙有关。后来听说是为了先行接待苏联方面的专机。越南方面的这种态度，自然让周总理十分不满。

　　这样代表团在南宁住了一晚，于4日上午飞抵河内。到达河内机场后，周总理嘱专机在机场待命，就率代表团前往河内主席府正厅临时设置的灵堂。

　　黄昏时分，代表团的成员回来了，听说周总理在遗体告别时大放悲声。吊唁活动结束后，越南领导人一再挽留，让周总理在河内休息一晚，明天再回国，但周总理说家里有事，让收拾东西马上走。

　　得到周总理当晚要回国的通知后，我们就马上将情况通知了国内，并询问航线天气情况。国内的答复是，从河内到南宁的航线上有大面积的雷雨云，夜间能见度很差，不同意起飞。

　　听了我的报告，周总理还是坚持要走，说家里有很多急事等着处理。虽然我深知飞机夜闯雷雨区要冒一定程度的危险，但权衡当时的情况，我决定还是起飞回国。

　　果然，起飞后不久，飞机就进入了雷雨区。整个航线都处于雷雨的包围之中，只见乌云翻滚，巨雷轰鸣，一道道闪电亮起来，像一把把凌空挥起的锋利的宝剑，劈向驾驶舱，飞机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

　　机舱里，心情沉重的周总理一直没怎么说话，翻看着面前小桌上的文件。进入雷雨区后，即使已经拉上了小窗板，机舱外强烈的闪电光还是透过窗板缝隙，在机舱内频频闪动，在强大的气流颠簸中，机舱里凡是能动的东西都离开了原地，很多人开始感到紧张。周总理放下了文件，干脆拉开窗板，两手抱在胸前看着窗外，神情沉着、冷静。

　　我们面对的这片雷雨区的高度和宽度是我飞行历程中前所未见的，伊尔-18飞机的性能无法使我们向上飞或低飞，返航更是不可能。前面是无边的雷电，身后也是同样。我坐在正驾驶座上，紧紧握住驾驶杆。剧烈的颠簸中，要牢牢握住手中的驾驶杆就像要拉住一匹脱缰的野马。利用机上雷达和闪电亮起时在驾驶舱外形成的短暂能见间隙，我们捕捉着雷雨云最薄弱的方向飞行。这样东绕西突，用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机组人员使出浑身解数，终于钻出了雷雨区。

　　我到后舱时，周总理看到我身上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马上站起来说：“瑞霭同志，你辛苦了，快擦擦汗吧！还得是我们的老手啊！今天的天气是不太好啊，但我还是放心的，我就知道你们会有办法的嘛！”

　　然而危险还没有过去，即将到达南宁机场时，又接到机场的报告，说南宁机场正急降暴雨，能见度不足一公里，降落有困难。到其他机场或是直飞北京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飞机需要落地加油才能继续飞行。

　　我接过李长信手中的驾驶杆，再次坐在正驾驶座上。离南宁越来越近了，飞机又钻进了厚厚的云层当中。

　　一会儿是雷电交加，一会儿又是暴雨倾盆。能见度极差，而且机场跑道积水很深，落地时如果方向差一点偏离跑道，或是在水中刹闸跑偏，或是刹不住闸，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机组人员再次瞪大眼睛，借助机场助航灯光和机上雷达设备。

　　在滑跑的过程中，雨越下越大，跑道的灯光在大雨中显得模糊不清。在机组人员紧张严密的配合下，飞机终于在跑道上慢慢停了下来。好险呐！由于精神高度紧张，我们的衣服又一次湿透了。

　　（待续）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1月10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