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是又一个“草根阶层小人物力争上游”的故事，新鲜感虽然欠奉，但在舆论越来越倾向于将周星驰与“大师”画等号的今天，《功夫》倒与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对“经典”的解释不谋而合：“经典不一定教给我们以前不懂的东西。”当然，垃圾重复一万遍也成不了经典。周星驰的无厘头（粤语“无厘头”就是“没来由，无缘无故”的意思）重复到今天，已经和当初的胡闹有了质的区别。谁还能说猪笼城寨里突然冒出的武林高手是“没来由”吗？或者说，阿星在火云邪神秃顶上那轻轻地一敲是“无缘无故”吗？依习惯，可以沿用“无厘头”这一提法，与“草根”的相遇，使无厘头具备了成为经典的潜质。
“草根”一词是英文“grassroots”的直译，就是底层或基层的意思，与主流或精英相对。在“人民当家作主”“卑贱者最聪明”这样泛政治化的语境里，“草根”受欢迎是可以想象的。它比“底层”感性直观，而且能引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联想。无厘头本身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当对情感、对善良、对正义的无厘头表达与“草根”的身份认同时，周星驰的“闹剧”便成为一出堪称经典的悲喜剧。
用人物的“草根性”来消解叙事中的宏大主题，在《功夫》中比比皆是。比如阿星追求正义，肯定不能太大义凛然、太真理在握、太胸有成竹，他是低姿态、谦卑，乃至辛酸的。小人物的自不量力成为影片喜剧性的最大来源：火云邪神把阿星打得无还手之力，问他“为什么打我？”只看见阿星的手在地上摸索到一个小木棒，艰难地举起来，在对手的脑袋上无力地点了两下。“夸张殴打法”是港片常见的搞笑手段，但要论点石成金，还得算《功夫》中的这一改变。我愿意把它和电影史上的另一个例子放在一起比较：在卓别林时代里，“大棒敲脑袋”是滥用的喜剧手法，但只有卓别林会记得在被害人的前额印上一记吻。
对爱情的态度也是这样。阿星对哑女的粗暴与其说是凶恶，不如说是软弱。在阿星张狂的坏人姿态下面，是草根的老实本分：为了混口饭吃不得不去混黑社会的人，哪里配与人谈情说爱？阿星“临死”时真情流露，观众心中泛起的酸楚持续不到一秒，就随着包租公一句“大哥，能不能说中文，看不懂啊”，化作哄堂大笑了。
手边就有一个可作对比的例子，《天下无贼》里，刘天王同样是临死，他准备了短信：“事已办妥，等我回来。”在煽情程度上，这个桥段不输《功夫》的“血迹棒棒糖”。但《天下无贼》下一场戏接的是刘若英和警察在饭店里的沉痛对话，这就等于说是“掉进去、没出来”，不太纯情的观众就容易被腻歪到。而《功夫》的做法是，不等观众回过神来，自己就先把自己解构了。选稿:祁贺来源:京华时报作者:王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