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作家金庸提出辞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职务。有人为此击掌而庆，亦有人为其辩护不休。金大侠究竟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人文学院院长、优秀的历史学家、称职的导师？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人们也没能争论出个子丑寅卯。
或许作为人文学院院长，他口头表达能力不强，统率不了学院改革大政，管不了学院职称评定、人事纠葛、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不过他也曾邀请诸多优秀学者到浙大讲学，并举办过跨学科、高层次的大型人文国际会议，在管理上有其国际发展眼光。或许作为史学家，他没有著作等身，也时常犯一些常识性错误。但著作等身、不犯常识性错误就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恐怕也未必。或许作为导师，师生一个学期只见一面，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但这一现象在目前高校并不罕见，甚至有答辩时导师不识学生的笑话出现。因此，如果我们把“金庸辞职”作为一个事件来观察它的前前后后，其所凸现的不只是欲挂印而去的金庸个人的尴尬，更是当下高校体制中存在的诸多尴尬。
尴尬之一———“写而优则仕”错了吗？无论怎样“优则仕”，对错取决于你如何去“仕”。至少武侠小说家金庸比以往理工科出身的人文学院院长更为内行，至少明报主编金庸总比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学者更洞透世情。但如果期望他“仕”之后还能教书、带博士，甚至包打天下，无所不能就大错特错。可惜有人好像就不乏这样的期望。“金庸辞职”追问高校：一个院长究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尴尬之二———谁是真学者？金庸的确只有一本《袁崇焕评传》，算是与学术沾边，但只要去读读他为《明报》写的社论就可知其对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当年梁漱溟凭一篇论文进北大，陈寅恪无学位而入清华研究院，不过，这样的事早已成昨日黄花。今天高校讲的是著作和论文，拼的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精耕细作。很多人已经不愿再看看天，看看其它的地。因此多为眼界窄的学究，而鲜见大气象的鸿儒。学问专业化双刃剑之另一面正快速浮现。“金庸辞职”提醒高校：谁是真学者在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下充满了迷思。
尴尬之三———博士生为什么那么闲？金庸给自己博士生授课的时间不多。可是即便他开足马力，一星期给博士生上两次课又如何呢？中国高校的不少博士生依然是悠闲的。而在美国情况则大不相同。以一个历史学博士生为例，其必须修满三组核心课程：即历史学之外，还必须有两组如社会学、政治学的课程，然后需要通过严格的博士资格考试，才有做博士论文的资格。对他们而言，每星期都要读完厚厚一叠参考书，并写出详细的读书报告。相形之下，我们的博士生的学习强度实在是令人汗颜，质量自然也差距不小。“金庸辞职”启示高校：改进博士生培养路径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金庸曾表示：“我这个人当官不行；让我教别人也教不来。”这种可贵的自知值得尊重和称道。各高校的管理者们面对“金庸辞职”所凸现的诸多尴尬，或许也该有这样一份自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