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起跳板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政治和谐、社会和谐。我们今天倡导的“和谐社会”，其中的“和谐”二字不只是指社会的一种状态，更重要的是用“和谐”为“社会”作了定性。因此，“和谐社会”一问世，便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解决问题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出发点。不和谐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起跳板。那么，该怎样结合现实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呢？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的国家。概括起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因素繁多、社会资源丰富的社会。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样，“丰富”也有二重性。不丰富，相互关系简单，容易协调；丰富了，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协调起来就难了。常量、变量、多变量，函数、反函数，线性、非线性，有时候要协调好，简直是难上难。可是，如果不协调好又不行，非协调好不可。

　　和谐社会是一台交响乐。其“音符”，说到底，是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两大对立阶级不复存在了，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可是这决不等于没有阶级了，更不等于没有阶层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

　　首先，经济体制的变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人阶级逐渐在分化。就连纯粹的产业工人,也因从事不同产业,如夕阳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工人,老工业基地与新兴产业基地的工人,劳动密集型产业下岗职工与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工人等,因职业性质的明显差异,其阶级归属感和阶级意识也有明显的差异。其次，改革以来，一部分农民进入了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转化为企业职工。还有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没有稳定的职业,形成了流民性质的群体。第三，知识阶层在崛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形象与新地位,知识经济的出现又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第四，私营个体阶层在发展壮大。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个体私营阶层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与兴趣越来越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有更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以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第五，企业经营管理阶层逐渐凸现出来。在计划经济社会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一直属于党政干部系列,不论是国家对他们的管理、任用、评价还是他们自身的定位都是以党政干部的标准为标准。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使得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不同阶层存在，不同阶层之间就会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说，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冲突不是和谐。可是冲突能够转化为和谐。阶层矛盾普遍存在，问题是如何处理。阶层是执政党的第一政治资源。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卓越的执政党面前，也是可贵的执政资源，也是考验执政能力、检验执政理念、优化执政方式的难得机遇。执政党犹如交响乐的指挥。指挥有方，荡气回肠。

　　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决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财富的分配。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为此，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增加利息税，扩征遗产税。应当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倾斜。要千方百计壮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以往批判中间阶层是不对的。越批判，中间阶层越小，社会越不和谐。

　　一个是批判中间阶层，再一个是不承认有困难群体，理论上的两个失误，只能是加剧阶层之间的不和谐。

　　社会分层是天经地义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层犹如棱镜可以把一束光分成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红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链当空舞？”在中国，历史地落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文化的认同，宪法的赋予。执政党的使命就是要协调阶层关系。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邓伟志为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