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山东人)古稀邓友梅：笔耕随兴友情在心(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0日14:03 水母网

　　本报记者杨铭

本报记者邵国良摄

　　作家简介：

　　邓友梅，作家。曾用笔名右枚、方文、南补天、于冬等。原籍山东，1931年生于天津。早年参加过八路军。1949年后曾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市文联任创作员。1956年发表成名作《在悬崖上》。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1979年回北京专事创作，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他的《话说陶然亭》（获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寻访“画儿韩”》、《那五》（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小说，反映旧北京市民生活图景，风味醇厚，自成“京味风情小说”一家。

　　花白的短头发，阔大的眼镜，灰色的圆领手织套头毛衫，白衬衣领翻在外面，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亲切、慈祥一如邻家的老伯伯，这就是年逾古稀的老作家邓友梅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在老先生参观黑龙江日报平台之际，记者抓空与他聊了起来。

　　记者：现在喜欢看电视的人比喜欢读诗歌、小说的人要多得多，人们都在奔钱使劲，浮躁得很，很难静下心来去欣赏文字之美。许多中文系的学生都不再去读文学名著，而是通过影视改编等“捷径”去应付学业。甚至有人说文学即将消亡。您怎么看呢？

　　邓友梅：我认为现在中国文学的写作环境是最宽松自由时期，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空前繁荣。

　　不能以作品销量多少、读者多少，来说明文学受重视与否。有一次我问一位法国作家：“你的书一版能印多少，总会有七八万册吧？”他一听就火了，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有这么多人读我的书？我不是畅销书作家！”在西方，人们认为纯文学作品读者少是正常现象，那才说明作品写得好。

　　文学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一种是“通俗文学”，日本叫作“大众文学”。前者着重于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察思考，对艺术、美学的探究，有深刻思辩性的思想内容。作者在追求艺术品位的同时更注重哲理、道德、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社会效应，相对来说其读者面就少一点。而“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则是为读者提供一种消闲方式。不过通俗不等于庸俗，它也有其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以金庸先生为例，他的国学、历史学根底和外国文学修养，远非某些纯文学作家所能望及，但他的作品却要归于通俗文学品类。

　　记者：您认为当前文学的使命是什么呢？

　　邓友梅：当前、从前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给读者提供有趣、有益的读物。纯文学也好，通俗文学也好，都是如此。文学品类不同，作家们的品德标准却是相同的。如今中国文学的写作环境空前宽松自由，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作家就更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精神。不说提高人的素质、净化人的灵魂，作品内容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最低限度也要积德而不缺德。不可在道德理念上误导读者，尤其是损害青少年一代的心灵。

　　记者：一家晚报上有一篇文章《邓友梅：人生就是传奇小说》，开头是这样写的：“按说年逾古稀的人本该在家颐养天年了，可是邓友梅却仍然忙活得不行……”能说说2004年您在忙些什么，写了什么东西吗？

　　邓友梅：写了一些散文、随笔。如你所知，大部分时间都在“忙活”，参加各种纪念活动、社会活动，包括外事活动。还有许多省市的作家评议活动……总得尽点责任啊。

　　记者：那您2005年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邓友梅：兴之所至写点散文、随笔吧。年纪大了，以健康为主。人老了，就想再见见海内外的老朋友们，他们也都上了岁数了。像去年金庸跟我说，写了那么多峨眉、青城派，却还没去过四川呢。于是我们一起去了四川。

　　记者：您觉得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有什么经验值得您学习吗？

　　邓友梅：当然有。他们对生活中的东西比我们敏感，审美观比我们更现代，有些人很有创造性，很难得。

　　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愿望上跟青少年容易沟通，他们的读者大多数是青少年，然而他们中有一些人文学修养不够，对文学严肃性认识不够，作品显得浮躁，埋伏着危机，希望他们醒悟，注意加强文学的自修，担起自己的使命，这样会有一个更光明的前途的。

　　记者：海啸袭击了印度洋诸国，您想为灾民们做些什么？

　　邓友梅：尽力献自己的爱心。我已在作协捐款。这场灾难让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互相关心，互相支援，也希望它能提醒各国之间加强科学研究交流，加强灾情通报。

　　记者：听说您对外国友人迎来送往一律穿中式服装，也曾见到您在文章中说，看着北京的老胡同老四合院在日渐消亡很痛心。您说好的东西灭绝了可惜，包括中式服装，包括圆明园。您曾为圆明园的原貌保存呼吁：圆明园不能动，动了，那段历史就衔接不上了。纸上得来的历史总觉浅，留着它，叫圆明园自己告诉后来人：那段国破山河碎的屈辱不能再重演了。对哈尔滨呢，您想说什么？

　　邓友梅：哈尔滨我来过许多次了。哈尔滨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冰雪，而是俄罗斯风格的教堂建筑，还有绿化。这是哈尔滨的特色，是国内其它城市不能替代的。“文革”前的哈尔滨很美，很有味道，满城的绿阴，老喇嘛台很漂亮。可惜喇嘛台被拆掉了，很多漂亮的建筑都不复存在。让我欣慰的是，现在哈尔滨也开始注意保护自己的好东西了，哈尔滨又在变漂亮了。

　　责任编辑:刘家昌第 1 2 页

　　邓友梅的小说

　　邓友梅(1931--)，曾用笔名方文、于冬、南补天等。11岁参加八路军。13岁在日本当华工，14岁在新四军当文工团员，从小就在革命的队伍里做事。15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并到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在悬崖上》立刻引起重视。不久，错误地受到批判，搁笔二十余年。1978年重新发表作品，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京城内外》、《烟壶》、《那五》、《邓友梅短篇小说选》、《别了，濑户内海》，散文集《樱花孔雀葡萄》、《大门以里二门以外》等，另有《邓友梅自选集》(1--5卷)。

　　邓友梅的小说

　　和散文作品都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我们的军长》和《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与他少年参军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他乡遇知已》、《别了，濑户内海》是他流亡日本生活的艺术记录。而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京味儿”小说(如《那五》、《烟壶》等)，也跟他长期与八旗子弟有交往并多方面积累旗人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批“京味儿”小说，大都取材于旗人的故事。作家以独特的视角，描绘出今日读者不大熟悉的旗人的生活画卷，具有深刻的内涵，给人以历史的感悟和现实的启示。在艺术上，邓友梅竭力追求一种“民俗学”风味。这充分显示了作家的丰富知识和非凡灵气。

　　风格即人格。邓友梅的创作风格可归纳为刚健、平实四个字。他的作品无论是描写军旅生活的，还是描绘旗人生活画卷的，都洋溢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邓友梅的创作真可谓大处着眼，小处泼墨，能从平平淡淡的生活小事中，挖掘出深刻的思想内涵。这也是昭示他的才气之处。第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