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也问何处是江南

　　汪晓东

　　本期《长三角》的“地理”版上，有篇《何处是江南》的文章，讲的是“江南”概念的由来。不过，在得到了答案之后，另一个问题很自然地冒了出来：现在的江南还是原来的江南吗？

　　之所以有这样的追问，是看到一条消息：湖州市吴兴区大力整治矿山企业，决心把原来的湖光山色找回来。那么，原来这里是什么景象呢？宋代诗人张志和有诗为证：“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但后来，变成了“西塞山前沙石飞”。为啥？因为吴兴区石矿资源丰富，成了建材生产基地。矿企数量剧增，甚至出现了无证经营的滥采乱挖。白鹭被赶走了，鳜鱼被毒死了，连鸭农放养的鸭子也得了胃结石。环境污染到了这一步，整治乃势所必然。

　　实际上，这条新闻已不算新。去年6月，江阴市全面禁止开山采石，计划用两年时间进行复垦复绿，使山体得到修复。

　　吴兴与江阴，做的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寻找从前的江南。

　　从前的江南是什么样的？没见过，不能乱说。但是，咏诵江南美景的奇文佳句如恒河沙数。尽管，作诗也好，为文也好，总免不了有夸张的成分，但我相信，古代文人对江南的描写，大抵还是真实的。那时候人少，又没有化工厂，没有钢铁厂，也没这么多人用炸药去开山。

　　这样说，一定会招致反驳：按你的意思，是不要工业化、现代化了？毫无疑问，工业化不但需要，而且应当加快。但是，工业化一定要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吗？别人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我们一定也要走一走？我想，出路是有的，那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更宏观地讲，就是科学发展观。

　　不过，要想让现在的江南，回复到古代诗书中所描绘的那种景象，恐怕是不可能了。不说别的，这么大的人口密度，就不大可能出现一户人家“庭院深深深几许”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上周，我国大陆第13亿个小公民降生了，几百年前，那才多少人口？现在，长三角很多乡村都在搞集中居住点，造农民公寓。这样一集中，人们的生活空间压缩了。你可以说是现代的生活方式，但或许也是一种无奈。

　　不能奢望江南能够回到从前，但也未必就一定要“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一些从欧洲回来的人，总会用艳羡的口吻，描绘那里的天是如何蓝，水是如何清，人是如何惬意。看来，工业文明与保护环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经济还要发展，工业化还要推进，只是，不要让我们的后人在读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会用一种疑惑的语气问道：那是真的吗？

　　你看你看城市的脸

　　吴焰

　　早些年，上海曾有过一段关于城市face（脸孔）的顺口溜，其中一个版本是：机场是nose（鼻子），火车站是windows（窗口），博物馆是eyes（眼睛），市民是mouth（嘴），希望南来北往的人，都因此喜欢上海face，继而爱上上海。

　　城市face，是这座城市给外界的第一印象。虽说人们一再呼吁绝不可以貌取人，但不也还有句话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吗？

　　废话打住。我想说的是，岁月荏苒，城市这张脸越来越时尚。当年的“五官”依旧是北往南来者打量城市好坏的第一标准，不过，一些新“五官”层出不穷，且呈现出“时代性”和“传染性”。从最早的机场、火车站改建，到后来一窝蜂般地兴大学城、修迎宾道、引大树进城；再后来，“城市广场”纷纷被克隆，做了最光鲜的脸。一时间，到大城小市，必见雕塑、草地、喷泉，必有从容的市民健身场所———当然，也免不了一时的恍忽：这是在哪啊……

　　最近，我发现城市的脸又换符号了，还是升级版的，内容和形式则有虚有实。比如，“出租车革命”———奔驰、宝马这些豪华车装上TAXI牌子，也平民化起来，城市管理者说，这是为了提升城市的档次；又如，“排行榜情结”，虽然说地球人全知道谁跟排行榜较真谁犯傻，可暗地里还是会买了登榜单的报纸，查查自己的位置，名次一高，自己也当起真来，让排行榜作了自己的大喇叭。还衍生出了专业干这行的。

　　城市的脸描眉画唇，是越来越靓丽生动，越来越精彩有魅力。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为它喝彩。不过，有一天，看多了这一张张“脸”，竟发现城市就像化过新娘妆一般雷同后，心里不知是喜是忧；更有一天，突然从一张光鲜的脸移开视线，发现了那人手上掩藏不住的皱纹，就抑制不住内心的上当受骗之感。

　　有人说，“脸”是城市最名副其实的面子工程，这话倒是非常准确，人们正是透过这张脸，去感受城市形象，解读城市密码的，虽然知道这“面”与“里”多多少少会有差距。

　　不过，“面子工程”可不大顺耳哩———但凡说谁是面子工程，必定是与不顾老百姓的生活，用大把钱去做一些不管温饱、给领导政绩贴金的事儿。所以，但愿城市这张face，千万别取了这层意思。

　　海啸有利有弊吗

　　葑塘

　　极端的生态主义者或许能在印度洋海啸灾害中发现“惟一的好消息”———海啸使这里的一些岛屿恢复了首批游客抵达前的“原始面貌”。但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敢于公开说出这样的想法。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在十几万个生命消失后，谈论任何收益和好处，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就像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在鼓足勇气说出“海啸从中长期看会增加经济活动”后，立即就受到了许多的责难。尽管他在事先已声明“灾难是巨大的”，而他“仅仅”是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成本和收益。

　　人们在这件事上普遍的旗帜鲜明，源于大众对“生命消失是无法接受的成本”具有一种共识。

　　但令人疑惑的是，在另一些事实或数字面前，人们的态度似乎就变得暧昧起来。

　　有报道说，在国内一个以生产五金制品著称的县级市，断指事件屡屡发生，当地每天要发生3起以上的工人手外伤事故，平均每个工作日至少要截断一个工人的手指！

　　还有权威数字说，从2001年到2004年10月底，全国平均每周（7.4天）就要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

　　这些数字所透露出的现实的严酷性，其实并不比海啸要低。可是，当巨大的灾难以“慢火炖青蛙”的方式持续、分散地发生着时，人们的思维就发生了变化。在那个县级市，一批批刚刚残疾的民工拿着一个手指1000元的补偿费返乡，而一批批健壮的民工还在纷至沓来。人们在赞赏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而在一座座设施简陋的煤矿，工人们依旧在开采，走向小康的城市以不断增长的对于煤炭的需求在默认着这种不安全的生产。

　　人们对于这些血的事实无动于衷，或许隐含着一种“要奋斗就要有牺牲”的“理性”，或者说，人们普遍地认同：虽然我们付出了许多，但我们得到的更多———我们有了有价格竞争力的出口商品，我们有了更加现代化的生活，我们有了更多的GDP，我们离安康富足的生活越来越近了……

　　可是，如果谈论海啸可能带来的收益是一种禁忌，那么，当每天都有工人失去手指、有矿工死去时，谈论“我们得到的”，难道不也是一种罪恶吗？

　　是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天下也没有可以不用付出代价就能获得的“发展奇迹”。有人创造了“奇迹”，必定有人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样谈论问题也许是有点“感情用事”。但我感到最困惑的是，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在一定阶段，要实现我们的追求，这种“代价”的付出或许就是难以避免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将如何自处？

　　《华东新闻》 (2005年01月12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