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出现“拉美现象”

　　本报记者 汪晓东

　　关于吸引外资：利用外资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关键是要有利于做强做大本土企业

　　记者：尽管对于苏南发展有各种议论，但我个人觉得，引进外资与富民并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更何况，利用外资是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也是重要机遇。我多次采访过张家港，这里引进外资十分可观，而富民程度同样很高。这是否说明，引进外资与富民是可以齐头并进的？

　　曹福龙：的确，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在当前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一点不容置疑，也没有太多争论。外资向中国、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大量聚集，这是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使然。不抓住这一机遇，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不能说是健康的，也快不起来，更无法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去。

　　但是，也不是外资的依存度越高，老百姓就能够越富。这其中有一个利用外资水平的问题。“水平”二字如何体现？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其对本土企业带动能力有多大，是否有利于做强做大本土企业。如果一味追求外资依存度，而这些外资没有多大带动力，那么，引进外资只是解决了一些就业，老百姓得益可能不多。现在一再强调树立科学发展观，我认为，处理好引进外资与富民的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义之一。科学发展不是不要发展，不是慢发展，而是能够让老百姓得实惠的发展。

　　如果说张家港这些年的发展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的话，我觉得我们一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既注重吸引外资，又注重培育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企业，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使它们尽快做强做大。去年我们出现了1家销售超300亿元的企业，4家销售超100亿元的企业，一批销售超30亿元的企业。我们准备用3年左右时间，使工业销售达到3000亿元，即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届时我们将拥有1家超500亿元的企业，有2到3家超200亿元的企业，有一批超100亿元的企业。

　　关于“拉美现象”：外资企业与规模企业、民营企业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就不担心外资浩荡而走

　　记者：说到新苏南的发展道路，我就联想到以前曾经有过的一种讨论：中国能否避免“拉美现象”（一些拉美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选择了“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获得了阶段性经济快速发展，但它是以丧失对本国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为代价的，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现今的苏南当然不能与之类比，但有些经验和教训可能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曹福龙：这样的担心并非完全多余。但我认为，苏南完全可以避免出现“拉美现象”。如何避免？关键还是上面所说的，一手抓招商引资，一手做大做强本土企业。从张家港的情况看，我们这些年十分注重引进、消化、创新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近几年，我们的技改投入每年都要一百六七十亿元。同时，我们注重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另外，就是招商选资。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我们要抓，世界500强企业我们也引进不少，但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够提升现有产业的、对本土企业有带动作用的外资，对环境友好的外资。现在我们的工业经济结构是“三足鼎立”：一足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企业；一足是致富百姓的民营企业；一足是与国际接轨的外资企业。这样一个结构比较稳定，也比较协调，更不担心外资浩荡而走。

　　避免“拉美现象”，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工业化是主导，但仅有工业化还不够，还必须有强大的服务业支撑。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努力营造环境，培育市场，发展与新型工业化配套的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财务、法律、各种中介机构等等，这其实也是我们能够迅速做强做大工业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又在加快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关于“强势政府”：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同样重要

　　记者：关于苏南，还有一种有意思的说法，认为苏南的经济是“干部经济”，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政府还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有人称之为“强势政府”。无论是招商引资也好，发展现代服务业也好，张家港的政府部门在产业发展方面似乎都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曹福龙：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方面应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强势政府”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政府强在什么地方，大有讲究。

　　在资源配置方面，必须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政府不能干预。

　　那么，政府的作用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应该体现在引导、指导、促进和服务等方面，尤其是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比如，在产业发展的总体安排上，我们坚持发展制造业与发展服务业相结合，并为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在招商引资方面，我们可以设置一些技术的门槛、环境保护的门槛；再比如，在企业发展遇到技术、人才、项目报批等重大问题的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在这些方面，政府是大有作为的。如果该做的没有做，经济发展的速度可能就会慢下来，那么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就难以实现。

　　《华东新闻》 (2005年01月12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