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篇　“我们不是温州财团”

　　在江苏地产联盟“内讧”和温州两大财团“触礁”的阴影笼罩下，江苏投资联盟“横空出世”无疑聚焦了无数人的眼球。江苏投资联盟到底能走多远？

　　有专家直接指出，江苏的投资联盟似有“机会主义”之嫌，因为6家企业相关度不大，很难在一个平台上运作。江苏省管理咨询协会的有关人士也对“投资联盟”泼了冷水：“只要有好项目，找资本太容易了，几家一凑合一拍即合。”

　　未来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联盟也并没有确切的规定。从温州民企的联合模式来看，基本上采取了均权、均股的方式，这虽然符合了企业决策民主的原则，但缺少占主导地位的股东的最终拍板，无疑使得企业决策的科学性打了一个问号。

　　江苏投资联盟：

　　我们不是温州财团

　　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钱往何处投的问题，6位董事长连连强调：“我们不是温州财团！”

　　针对温州财团的前车之鉴，远东集团老总蒋锡培说：“投资联盟与温州的中瑞、中驰财团性质根本不同。它既非社团也非企业集团，而是由参加签约的企业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依据国家有关法人间经济合作的法规、以经济合作协议的形式构建的旨在加快企业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些优势企业间进行策略联盟的尝试。”

　　在《协定》中规定，投资联盟的共同投资项目坚持两个原则，一是项目必须是一家企业难以做到、做不好，但又确实存在市场空间的；二是响应政府号召。

　　丁佐宏也曾说：“国家给民营企业的政策是多方面的，到底投资哪些项目，要根据法规政策不断调整。如果法律法规支持了，可以做金融，但不一定就做金融。”

　　这6家企业主营业务相互之间产业领域迥异，因而联盟企业之间的联合采购、联合培训等合作机会并不多。至于联合投资，目前并没有非常确切的投资项目。联盟尽管对项目情况秘而不宣，但熟悉情况的人判断，他们和中瑞财团一样都停留在纸上阶段，不排除有“作秀”的嫌疑。

　　更有专家直接指出，江苏的投资联盟似有“机会主义”之嫌，因为6家企业相关度不大，很难在一个平台上运作。江苏省管理咨询协会的有关人士也对“投资联盟”泼了冷水：“只要有好项目，找资本太容易了，几家一凑合一拍即合。不以联盟的姿态照样能做成事！”

　　从目前的联盟《协定》来看，联盟的条约没有太大的强制性，基本处于自愿的范畴。于是，有人也提出“条约没有强制性，哪来的约束力”。

　　未来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联盟也并没有确切的规定。从温州民企的联合模式来看，基本上采取了均权、均股的方式，这虽然符合了企业决策民主的原则，但缺少占主导地位的股东的最终拍板，无疑使得企业决策的科学性打了一个问号。

　　而专家也认为，联盟采取经济共同体或松散的联合体的模式，这种模式缺乏制度、法规约定，也增加了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真正的联盟其内部不仅是统一的产权关系，而且还可以进行完整的资金运作，所有资金都可以在联盟内部充分流通。

　　江苏地产联盟股权纷争

　　地产联盟成立2个月内，南京浦东公司通过挂牌竞买的方式，取得南京浦口沿江的4500亩和南京浦东花园130亩两块土地的开发使用权，建设商品住宅。

　　大项目需要大钱。在2002年年底央行下发紧缩房产贷款的121号文件之际，央行的贷款因张桂平的疏忽而被迫拖后，央行的3亿元的贷款成了泡影。

　　在房地产投资火热的2002年，张桂平决定进行一次增资行动：股东增资1亿元整，截止日期为2月15日。但截至2月15日，张桂平父子给公司借资7600万元，蒋佳平夫妻借资500万元。朱光祖、曹效仲各汇入100万元。

　　随后，公司将根据各股东实际出资占公司增资后总注册资本的比例确认该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这样，许尚龙与其妻的股权一下子从22％稀释到了11％。

　　随后，许尚龙的增资缴款几次被公司拒收。2003年6月12日，持有公司股份50％的许尚龙、王华、夏一忠、曾焕沙等股东或股东代表再次向工商局发函反映“对任何有增资或股权变动的行为，请通知本人到场确认为准”。

　　2003年9月30日，南京市工商局为浦东公司办理了公司变更，主要是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为2亿元，变更后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其中张桂平一家从28％上升到52％，许尚龙一家由原来的22％下降至11％，陈静降为7.5％，朱藻英降为4％，曾焕沙降为1.5％，其他股东股比不变。

　　大股东通过增资扩股，并且私下高价违规收购其他小股东的股份，取得了绝对控股的地位。如果说错失贷款是促动张桂平将借款变成增资行为的一条线索，那么至少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加快了后来故事的发生，那就是4500亩土地价格的急速蹿升。4500亩土地地价升值近3倍，仅地价升值带来的潜在收益就高达16亿元，当然这还没算上在4500亩土地上建成住宅后的更大的收益。

　　利益成了联盟“内讧”的起点，亦是终点。2003年4月1日，陈静与张桂平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陈静将其持有的1500万股以2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后者；6月26日，朱藻英与张桂平签署协议，将其800万股以每股3.25元共2600万元转让给后者；同一天，曾焕沙与张桂平签署协议，将其300万股以每股4元共1200万元转让给后者。这样，张桂平溢价收购了三股东股权。

　　温州两大财团“全面触礁”

　　2004年6月份高调亮相的中瑞、中驰两大财团，诞生仅4个月后就陡生变数。两家财团高薪礼聘而来的职业经理人担任总裁不过两三个月就挂冠离去。财团的生存环境更是举步维艰，当地的金融机构在财团成立后不久接到监管部门的指令，严格控制对两家财团的大额贷款。

　　在温州，“财团”二字已成为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标签。

　　中瑞财团首任总裁杨新泉、中驰财团的执行总裁王绍庭，他们的高调上任和悄然撤退都是同样迅速。

　　2004年6月26日，王绍庭空降温州就任，但上任一周后就退意萌生。8月18日他办妥手续悄然离开，此时尚未过完试用期。而杨新泉从9月中旬就从公众眼里消失，直到11月9日，中瑞财团副董事长兼新闻发言人王振滔才正式对外界宣布：原总裁杨新泉已于10月31日正式离职。

　　据了解，当时中瑞财团的总裁杨新泉是用“50万年薪＋奔驰车＋提成”的招聘广告邀请来的，而且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样的公司能不吸引想干事业的人来吗？

　　“上任前所说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其实只是镜花水月，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杨新泉这样形容。虽然合同已写明各自的责、权、利，但实际上他们视企业如儿女，始终无法割舍或者说不知该如何割舍控制企业的欲望。

　　让他们最头疼的则是财团的股权结构——中瑞9个股东均分股权，中驰则是两大股东各占25％，余下5家各占10％。“如此结构显然难有高效决策与有效激励。”著名学者曾称。

　　股权势均力敌，如王绍庭所形容的“谁都想说了算，谁都说了不算”。于是，经营层在关系微妙的股东间无所适从，为如何保持平衡更是大伤脑筋。即便是只有两个大股东的中驰，王绍庭也不得不“给妈妈汇报，还要给爸爸汇报”。

　　“现实与承诺相距甚远”，于是两位“空降兵”被迫拂袖而去，另谋发展。

　　在成立的时候，中瑞曾对媒体宣称要做“以产业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以金融为核心的企业集团”、“要进入金融业”、“用5580万元注册资金撬动庞大的民间资本，运作资金100个亿”。

　　这些豪言壮语立即引起了金融监管当局的警惕。早在财团成立之初，温州市金融监管机构的一位官员就曾公开表示，财团就是同时从事产业和金融运作的企业集团，而中瑞和中驰显然没有得到进入金融领域的许可证。而100亿这个数字不仅备受温州企业界质疑，据闻也曾遭到温州银监分局当面责难。

　　银监机构认为，这种运作方式已远超出9家民企中的任何一家能单独承受的风险，危害甚大。一旦资金链断裂，不仅银行贷款无法收回，一些大型基建项目和国家重点工程也将面临停滞。温州银监分局曾数次找财团座谈调查了解，希望他们明白相关政策法规。

　　虽然监管部门发现财团并没有如其所说地介入金融运作，但是监管当局此前的态度已经让商业银行提高了警惕。它们普遍加强了对财团各股东的贷款控制，有的甚至打出“银监局不让贷”的名号。

　　目前看来，两家财团均是意在房地产而非金融。据杨新泉描述，中瑞成立后许多项目大多束之高阁，他们普遍关注房地产项目。王绍庭在辞呈里更是直称中驰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也就是说，中瑞、中驰双双偏离了“产业＋金融”的财团本义。这一方面固然是受监管所限，另一方面则是温州企业目前的发展水平对产融结合尚难以企及。尽管两家财团试图涉足资本运营，可在杨新泉看来，骨子里却还是摆脱不了做产业的思维框架。

　　引人关注的是，中驰财团早就宣布最快举行挂牌仪式，可是到现在都没有举行正式的挂牌仪式。

　　附：温州财团之路

　　2003年5月底，温州五洲、坚士、宝得利、霸力、华光等8家锁具企业停止各自经营，合并组建超大型单一共有品牌的锁业航母——强强集团。

　　2004年2月28日，温州家具集团以契约结盟方式联合了65家家具企业，成立经济联合体。

　　2004年4月，温州市拉链商会和40多家理事企业提议出资组建温州拉链集团。由此，温州拉链行业将出现一家年产值达两亿元的航母企业。

　　另外，温州奥康集团携温州八大鞋革企业，斥资10亿元在重庆壁山县打造“中国西部鞋城”。温州模具行业也在组建温州模具实业总公司，联合对共性技术进行攻关等等。

　　2004年6月，中瑞财团成立。

　　2004年7月，中驰财团成立。

　　《江南时报》 (2005年01月13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