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比贫富差距更可怕的是仇富心态？

　　网友：邵道生

　　一个名叫李劭强的人，发布了一篇《“贫富差距”并不是最可怕的》的文章，意思是说：“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最可怕的，比这种财富上的差距更可怕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仇富心态”，所以，“在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的前提下，消除社会的仇富意识比单纯地考虑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更有实际的意义”。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居然还想得出来消除“仇富意识”比缩小“贫富差距”还要重要的有趣结论。

　　在当今社会中只要他的思维还正常，当他看到以下这样一组数据时，就应认识到“贫富差距”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可怕性——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更有统计数字声称20％的人拥有80％的储蓄。说明我国现在少量的人手中握有社会上的大量财富。在经济学中，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是否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而200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54，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关键是，如今的社会发展的数据还表明：北京市高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了2003年的4.7：1，这标志着“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就可能出乱子。”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想，至少有一点是：伟人已经预见到了“贫富差距”导致的“两极分化”的“可怕性”。而且，很不幸的是，如今社会的现实已经“应验”、正在“应验”、还将“应验”这种“可怕性”。

　　所以，像李劭强先生这样说“不可怕”的显然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丧失了社会的警觉性。

　　所以，网友对其很不客气地批判说：作者是在故意颠倒黑白。人民群众并不仇富，对于真正遵纪守法靠劳动致富的富人，人民尊敬他们，没有人仇视他们。人民群众仇视的是那些靠巧取豪夺、偷税漏税，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诈骗走私等犯罪行为而非法暴富的所谓“富人”！

　　那么，李先生为什么会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我想，这肯定是李先生受厉以宁、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论”思潮影响、毒害的结果，因而将观察社会发展的角度弄偏了，把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弄歪了，把纠正问题的方子弄得颠倒了。正因为如此，李先生对当今社会怎样消除“贫富差距”显得非常悲观：“贫富差距的现实并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改善，而且随着我国改革力度的加大，贫富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他将“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与“我国改革力度的加大”连在了一起，按照他的逻辑，我国的“改革力度”越大，那么“贫富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可能”，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只有保证了富人富的有理由，穷人穷的有信心，才能有效地消除和避免贫富差距扩大所带来的隐忧……”

　　难道中国“贫富差距”扩大产生的原因真的是像李先生说的那样由“改革力度”的加大引起的吗？难道消除了“仇富心理”就能消除中国的“贫富差距”？难道……真是满纸的荒唐话啊！

　　探讨现阶段中国社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与厉以宁、张维迎鼓吹的国企私有化而导致数千万职工下岗失业、与这几年农村发生的大规模农村圏地运动而导致数千万农民成为“三无农民”连在一起，这两个“数千万”一相加，“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扩大才怪呢！若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不坚决采取措施阻止与腐败连在一起的暴富阶层的暴富，而去鼓吹那种不伦不类的批判所谓“仇富心理”，那么，中国现阶段存在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是一万年也消除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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