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沙龙：2004年环保十大高频词

　　苏杨

　　2004年已经到头，诸多国家大事也成了过眼烟云。但在我的专业——环保领域，这一年的变化却是印象深刻：因为2004年是猴年，2004年6月是马月，这一年再难的环保也有了出头之日——猴年马月到了——环保也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有了统领全局的官位。

　　这个印象主要来自这一年在大众媒体上与环保有关的十个高频词。先让这十个词列个队：①重化工业时代、②宏观调控、③十大空气污染城市黑名单、④沱江特大屡犯污染案件、⑤淮河（太湖）十年治污总结、⑥环保在领导班子考核中的一票否决制、⑦云南桉树事件、⑧科学发展观、⑨绿色GDP、⑩循环经济。

　　其中好几个似乎应该属于经济领域，怎么会成为环保印象？容我一一道来。

　　2004年正式宣告我国已经走进新时代——重化工业时代

　　环境问题植根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的资源环境问题是不同的。普遍认为，“十五”以来，我国逐渐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从1999年以来，重工业生产增长一直快于轻工业生产，2004年这一特点更加明显，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约6个百分点。这一轮的重化工业快速增长是在房地产以及随后的汽车等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下而发生的。

　　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显著加强，因此推动第二产业的比重加速上升：2000年，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0.9%，其中仅重化工业增加值就占到约30%；到2004年，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跃升至近70%，其中重化工业增加值占到近40%。这两年，由于重化工业，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焕发了第二春，朱总理时代的“保八”已成了小菜一碟。然而，必须注意到重化工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污染严重。发达国家在重化工业时代发生了著名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绝大多数是重化工企业造成的），后来的污染治理代价高昂，且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污染转移才基本解决污染问题的，而在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损害却是覆水难收。我国的重化工业在这方面似乎也势头不减：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特别是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过度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现象严重，75%以上的新建水泥企业和50%以上的电解铝企业采用落后工艺生产。这些行业的低水平扩张和粗放经营，不仅浪费资源，也使各地的工业污染出现2000年“一控双达标”行动后最大的一次反弹，尤其SO2排放量暴增。

　　重化工业还有一个特点——能耗惊人。中国目前的能源供给状况难以支撑传统形态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在2004年形成了严重的煤电油运“瓶颈制约”。拉闸限电这种短缺经济时代的标志竟又会出现，像浙江温州这样日进斗金的地方的工厂居然开三歇四，连大哥大上海的东方明珠塔都不敢光彩夺目地要面子了，电都“漏”到哪儿去了？都被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冶炼这些电老虎吃了。但是，就在全国处处告急的情况下，作为发达地区的江苏省居然还能上下合谋，违规再上设计产量千万吨的钢铁厂——简称“铁本项目”，可见在重化工这个经济起飞的逐利时代，利欲很容易抛开以人为本，只记得以铁为本。

　　于是，中央实施了大刀阔斧的———

　　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

　　基本始自2004年3月的“两会”，主要措施是通过土地规划、银行信贷的限制和项目清理，检查已审项目，控制新上项目的规模和结构，避免宏观经济过热和增长质量下降。但船大难掉头，2004年贯穿始终的仍然是油电煤运的紧张，仍然是中国在资源利用上的大进大出和能源项目建设上的大干快上——世界1/3的贸易铁矿石都到了中国，世界一半的炼钢用焦炭都产自中国，2004年新上电厂的装机容量超过2002年的100%！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沿用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工业起飞”发展模式，重发展的速度和数量，轻发展的效益和质量，重外延扩大再生产，轻内涵扩大再生产，对自然资源重开发轻保护。这种“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发展模式必然受到有限资源的极大制约，而且必然对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宏观调控是从压缩基建规模开始的，但仍然没有阻止用电量、用煤量的急速增长。为了使生产体系能正常运转，许多地方领导的工作要务之一就是在工业的先行——电力供给上先节流、后开源。

　　节流指通过宏观调控控制新上项目，开源就是广开电源——自备电厂、小电厂、新机组纷纷上马。这种时候，环保难免就顾不过来了，贵阳电厂制造的“黑尘暴事件”就难免发生了。贵阳电厂本是有劣迹在身的，在2000年的“一控双达标”行动验收阶段中，有两台准备淘汰的5万千瓦机组就在一位副省长的勒令下起死回生。这一次又是在缺电的压力下，强行启动了除尘器和脱硫设备尚未正常运转的新机组，造成了一个新名词——“黑尘暴”，方圆十里的百姓以自己的头皮体会到了——重化工，搞不好就是灭顶之灾！（）

　　其实，综观整个2004年，贵阳百姓的这点灾算不了什么，因为贵阳就空气污染而言，还远远不够格进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

　　十大空气污染城市黑名单

　　国家环保总局于年中公布了全国空气污染最重的10个城市：临汾、阳泉、大同、石嘴山、三门峡、金昌、石家庄、咸阳、株洲、洛阳。这些城市都是典型的以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工矿城市，产业结构本身注定了这些城市的发展急不得，要不然就会过在当代，祸及子孙。然而，在重化工时代，它们急不可待，因此只好榜上有名。

　　十大污染城市中，山西抢了前三名，而它们的产业结构都是典型的“煤老大”。2004年焦炭价格大幅上扬，这为“煤老大”地区的空气污染推波助澜。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上不干炼焦这种“有百害却仅有一利”的事了，因为两吨煤只能炼出一吨焦，除焦之外的一吨物质就成了烟、油、渣等污染物。焦炭的生产实际上是在出卖环境，焦炭的价格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评估和可以接受的环境价格。

　　贱卖了资源，甩卖了环境，山西好多地方2004年的经济指标昂首挺胸，有鱼跃龙门之势，这其中的典型是山西省运城地区的河津市（县级市）——黄河鲤鱼跃龙门的美丽传说就出自这里。河津市是山西首富县，但这个县也基本可以算是山西最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县。其发展策略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重化工时代钱值钱，命不值钱，环境就更不值钱。据河津市环保局公布的空气质量周报显示：2004年1～6月，河津市优于空气污染指数三级的天数仅有11周，而这仅是为保护人们不发生急、慢性中毒和城市一般动植物正常生长的空气质量要求。就是说，河津市在远超过一半的时间里空气质量不能保证人们不发生中毒，甚至不能保证动植物正常生长。这样的空气可比临汾、阳泉、大同这污染三强还要“黑”得多，河津堪称空气污染城市排行榜的一匹黑马。污染至此，这个县的环保局长针对小炼焦泛滥却这样说：“不关向省里和群众没法交代，全关了向县里没法交代”。既然老外都知道，卖焦炭就相当于卖环境，我倒真想知道全国莫非就山西的百姓抗污染能力特强？由于物种的不同，对环境要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例如鲤鱼相比金鱼就很能含污忍浊，但今天河津市的黄河里连鲤鱼都消失了。可见，连不同物种间的抗污染能力差别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何况跟大家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山西百姓。真不知那儿的百姓遭的是什么罪，这真得县里好好交代交代。

　　这样盘点下来，在重化工时代，就一般的县城而言，可不可能产业结构虽“重”不“浊”呢？有这样的县吗？有！仅举一个后进县——近两年突飞猛进肯定进入2004年全国百强县的浙江新昌县，经济结构中已基本看不出“粗放型”的影子：尽管仍是重化工业，但由于注重了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其工业经济结构形成了科技附加值较高的三大支柱产业：医药化工业、机械制造业和纺织业。仅生物医药化工产业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就有10多个。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不靠祖宗地、不抢子孙饭，干干净净地劳心而牟天下财呢？为什么非要像河津一样在天天污染中向上呢？从新昌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人做得到！

　　要说河津习以为常的天天污染这种事就如同艾滋病初期的头痛感冒一样还容易不为人重视，但突如其来的污染案件就是轰动性的了。在今年的这些案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一犯再犯其实到哪儿都不新鲜的——

　　沱江特大污染案件

　　2004年2月到3月，四川化工集团公司违规技改并试生产。由于设备出现故障，使氨氮含量超标数十倍的废水直接排入沱江，导致沱江干流严重污染，百万群众饮水中断达26天，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而沱江生态遭受严重破坏，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能恢复事故前水平。其实，四川化工集团公司长期以来往沱江排污是畅通无阻的，但因为细水长流，下游百姓只好得过且过。但这一次污水变成了洪水，一下就将大江两岸百万百姓置入“水质型缺水的旱灾”境地。肇事者还未及处理，从5月2日开始，沱江同一河段又出现大量死鱼现象，沿岸数个县市的水源再次被污染。主要肇事者仍然是川化集团。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是说他屡教不改，而是从来就没有人被引以为教训，所以川化集团的董事长作为第一责任者在屡犯后只是被免职，被打的只是苍蝇而已。

　　回顾这两年国家环保总局处理的此起彼伏的污染案件，可知沱江污染不是地方风俗，而是国情：目前，七大江河水系及太湖、滇池和巢湖中，只有36.9％的河段达到或优于地面水环境质量3类标准，63.1％的河段水质为4类、5类和劣5类，其中劣5类水质达到了37.7％。大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均为中度污染。75％以上的湖泊富营养化加剧。5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污染严重的原因不仅因为排污重，还因为污水处理厂“失职”。2004年公布了这样一个数据：中国半数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非正常运行，其中出水水质超标的超过1/5；还有一些厂随意堆放污泥，造成二次污染。污水处理厂本身竟成为污染源！

　　必须看到，造成这些案件和这样的环境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与环境政策的选择受着两个根本性的现实制约。第一，中国从来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发达国家重化工时代享有的资源和环境容量；第二，中国至今尚未能超越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发展模式。（）

　　因此，中国单纯的治污必然要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国治污的规律也必然是先污染后治理。任何试图超过这个规律的说法和“计划”、“规划”，最终都会被证明只是肥皂泡。例如——

　　淮河十年治污

　　2004年离“十五”计划结束只差1年，但本来计划在2000年就变清的淮河流域还有近一半的断面水质尚未达到“十五”控制目标，部分重点支流跨界断面水质污染严重，有的甚至持续恶化，部分河段氨氮严重超标。污染如此严重的一个原因是结构性污染依然突出，造纸、酿造等仍是流域内的主要产业，特别是造纸业，仍是排污大户；另一个原因是企业违法排污现象还很普遍。有近1/3的企业违法超标排污，造成工业污染反弹严重，个别地方重点工业污染源超标反弹率与完成“一控双达标”的2000年相比甚至高达60%；污染严重还有一个原因：污水处理厂投资完成率仅占33％，个别省份甚至不足20％。其中又只有约一半的处理厂在正常运行。到目前为止，淮河“十五”环保计划投资完成率仅占35%。还有37%的重点治污工程项目没有动工。全流域尚有85个城市污水处理项目未动工。

　　在总结淮河流域企业违法排污的根本原因时，结论是一致的：地方保护是淮河污染的罪魁，造成了企业守法治污成本高，违法排污成本低。因此，尽管环保总局强调了淮河治污的一些成果，但从民意来看，仍然是三个没改变：死水（包括主要支流及局部干流被水闸分割成为死水丧失自净能力和因水质原因丧失使用功能两方面）状况没有改变、水质性缺水状况没有改变、水污染的成灾状况没有改变。

　　与河南、安徽、苏北淮河治污教训相为映衬的是苏南太湖治污经验，国家环保总局2004年特地在苏南召开了太湖治污经验现场交流会。苏北的淮河和苏南的太湖，同在一个江苏省，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苏南这一次再次在全国领先，听起来与经济无关，想明白了还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使然。苏南已经开始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机电类产品占据了大头，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搞治污，更有坚强的民意管排污，所以造纸厂关了，污水处理厂建了，洗衣粉禁了，这才导致江苏省内部在环保上巨大的“南北差距”。不过，中国的环境形势处处告急，各地不可能都到苏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才重视环保，必须从制度上进行超前建设，要不然在“重化工”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处处成灾，再来一个“三年自然灾害”，国何以堪！（）

　　这种制度建设从哪儿抓起呢？毛主席说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最有力的措施就是今年在一些地方开始试行的——

　　环保在领导班子考核中的一票否决制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什么叫国家搞得好，大家逐渐有了公论：钱不是万能的，金山银山固然重要，绿水青山也非要不可。就连河津人也感慨：宁在夏县(运城地区的首贫县)呆一年，不在河津呆一天。但多年来，我国各地在实践可持续发展——既考虑当代人的发展需要也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时“雷声大、雨点小”，谁会有心或真心替后代人作主呢？何况十多亿人才刚刚温饱，想的都是大步流星奔小康。领导更是想这一任要是GDP的点数不够，就会被逐出官场擂台，于是，有水快流（让人想起“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名言）政策大行其道，而作为基本国策的环境保护反倒成了旁门左道，环境保护被地方保护挤兑得唯唯诺诺甚至装聋作哑。

　　在很多地方，由于一把手的“关照”，环保部门与排污企业之间还形成了荒唐的关系：一个地区走什么路、发展什么产业，“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最重视的，是考核自己政绩的指标。如果只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把手自然以为企业服务为中心。这样一来，环保部门与排污企业之间的关系变了。本来环保部门和违法排污企业之间应该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老鼠偷着做，老猫四处逮。一旦老鼠变成了摇钱鼠，甚至成为家鼠，打鼠还得看主人，谁敢太岁爷头上动鼠？所以，没有一把手推动，环境保护是奈何不了地方保护的，“环保”必然喊得最响，摆在最后。这就是为河南项城市提供一半财政收入的莲花味精集团治污10年，污染依旧，人人喊打却打不动的原因。

　　但要是环保也成了硬指标，地方领导的心目中就会多一个“中心”，他就不得不在两方面之间权衡协调，就不能不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所谓协调发展应该就是领导协调出来的发展。这样一个纲一旦举起来，环保就不是喊不喊的问题了。2004年，有一些省，例如黑龙江，环保就成为领导班子考核硬指标。如果其它省都仿而效之，全国的环保形势即便在重化工时代也仍然可能旧貌换新颜。

　　说起来，污染因为看得见、闻得着，所以容易引起关注。但有的生态破坏，危害远大于污染，如果没有科学，是很难防患于未然的。例如——

　　云南桉树事件

　　印尼金光集团准备在云南实施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在2004年引起了轩然大波。金光集团计划投资18亿美元，在云南省南部的思茅、文山地区已有次生林的“荒山”上造桉树林3000万亩，并形成林浆纸一体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听起来，这是富国富民的好事，省长也批示要求将科学发展观贯穿始终，但为什么引起的争论甚至超过了2003年的怒江水电开发呢？

　　说起来还是因为云南在全国来说太“宝贝”了：云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又处于六大江河水系的上游或源头，天然林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个项目要将相当于云南全省面积5%的山地变成所谓“集约化经营的林耕地”，在如此“宝贝”堪称我国生物多样性“脸面”的云南动这么大的“手术”，即便是“美容”，也得慎而又慎，因此这个项目的投入产出比必须好好掂量。

　　1990年代中期，印尼金光集团曾在我国广东雷州半岛和海南实施了类似的项目。但在原生态已被破坏的平原地区搞这样的项目，生态代价和生态影响都不会太大，而在思茅这样亚洲象的乐园和文山这样生态脆弱的喀斯特地区以毁掉天然植被为代价搞这么大规模的项目，没有科学的评价是要祸国殃民的。（纸浆公司疯狂圈地云南天然林在劫难逃？）

　　因此，我们有必须重温一下——

　　科学发展观

　　这是一个去年提出来的新概念。简单说，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中国推行这个发展观是基本国情决定的基本国策。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大国，正处在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人口倍增台阶的中点，在保留以量广面大的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落后农业的条件下迅速发展重化工业，因此产生了大规模的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如果继续坚持这种粗放型的传统发展模式，只注重经济的数量增长，而忽视发展质量的改善，势必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甚至危及到中华民族的生存能力。因此，早在2003年底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已明确“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这说明中央早已意识到经济发展只是手段，目标应该是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党中央在我国基本实现小康不再为温饱发愁时提出这样的发展观，是既得民心又有可操作性的。

　　为实践这个发展观，今年有一项工作在迅猛推进——

　　绿色GDP

　　GDP是世界通用的目前最为合理的经济增长指标，但它不是社会发展指标，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代价。如果以GDP为指挥棒，地方领导难免置环境于不顾。而绿色GDP本质上仍然是GDP，但在GDP核算中考虑自然资源（包括环境容量）的价值和污染治理、生态恢复的成本，即是在GDP的总量上减去所对应的资源环境代价，以此来衡量按可持续发展要求或者说按科学发展观衡量的增长速度，因此演变为一种考虑增长质量和增长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指标。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紧锣密鼓地制定出绿色GDP的指标体系，并且已经排出了若干个试点省市名单。

　　不过，我们注意到各省市在面对这一全新的指标体系时，主要的对策可以归结到另一个新词上——

　　循环经济

　　虽然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显示出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如果没有能够付诸实施的技术路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只能停留在美好愿望的阶段。循环经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1990年代应运而生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现方式。

　　循环经济

　　是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追求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3R）目标，要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减量化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尽量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再利用是指产品多次循环使用或修复、翻新后继续使用，以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防止物品过早地成为垃圾，从而节约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投入；再循环是指将废弃物最大限度地重新变为资源，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既可减少原生资源的消耗，又可减少污染物的最终处置量。

　　对于循环经济这种崭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央已经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措施。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做出了这样的指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其实，刨根问底说来，循环经济并非新生事物，据说毛泽东曾说过一句支持环保的话：办法嘛，如同打麻将一样，上家的废物，就是下家的原料。而这，正是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可见，从第一代到第四代，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本的，不过，在温饱第一的年代顾不了环保，而一旦人民需要了，按科学发展观看来，环保就当家作主了，2004年的环保就能够在这十个并非都与环保有关的词语的印象中“高大”起来。也难怪，毕竟是猴年马月了，环保世上无难事，只要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