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底热热闹闹的“保护方言”运动，终于波及上海。本周，上海《新民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上海小孩不讲“上海话”》的文章，大意是，现在的上海小孩讲的多是普通话和英语，即使偶尔讲讲上海话，也少有生动的方言俚语，不过是方言音调的普通话而已。文章借专家之口强调，“方言不只是工具，更是文化之根，丢不得！在讲求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一口地道的方言和一口流利的标准语对于真正的现代人而言同样重要”。
不过，外地人并不认同上海本地人的感受。这几年，在这个城市的某些社会层面上，上海方言的强势不仅没有减退，更有被强化的趋势。比如，在上海念书的大学生假期推迟返家，为的是多些时间学学上海话，为将来毕业留沪做准备；台湾、香港来的公司高级主管，也会抽空去上“上海话培训班”，为的是能和本地员工多沟通；包括那些个街边烧饼油条店里的伙计，上门送水、修空调的外来打工者，也时不时地要来几句夹生的上海话，为的是能与客户热络地聊上几句，说不定能因此多一份生意。
看起来，这两种现象很矛盾，其实，它们不过是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的不同层面的客观存在——“上海小孩不讲上海话”，普通话成为主要社交语言是事实，上海话在某一社会层面被强调和推崇也是事实。而这两种情形对上海方言的保护都是不利的。
这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广东，这个先行改革的地区，迎来了全国各地激情满怀的创业者。一方面，本地方言原有的生存境态被打破，五方杂处，方言便时不时地被丢在一边，广东人开始学说普通话，以便和全国各地的人谈生意；另一方面，广东话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外在标志之一，成为富裕的身份象征。那个时候，粤语培训班也是很流行的，广东话是被广泛推广的地方方言——说广东话，意味着你来自南方那个富裕的省区，甚至，与更富裕的香港也搭上边。
一地方言的沉浮总是与当地经济的盛衰联系在一起的，一如一地文化的沉浮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对方言和包括方言在内的地域文化自轻或是自大。上海的小孩不讲“上海话”，却会在言语间夹杂英语、法语单词；不知道沪语“碧绿生青”的生动，却懂得“Party”的时尚。而上海老阿姨坚守上海话，却会将说普通话的外地人贬为“乡下人”；当要给外地人以最高的评价时，他们就会说：“真像上海人！”前者自轻，后者又自大，这两种心态恐怕都不能达到专家所期望的把方言当做文化之根来保护的理想状态。
要保护方言，当要放大其地域的文化意义，弱化它的经济意象，可惜，在我们的社会现实里，恰恰是倒过来的，即使是文化工作者也不可避免地陷入用方言来漫画地域人群的经济身份的怪圈中——许多电视剧、电视小品里，凡困顿的人群，多半操一口河南话、山西话，而大款们则多半是港式普通话。方言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被过滤掉了，只剩下了一层庸俗的金钱的外衣。
曾经看到一媒体的报道，说的是一群美国某著名大学中国留学生在上海举办一场校友会。该报道还特别强调，在这一场“高级”聚会中，年轻校友们操着流利的英语，现场俨然如美国某大学礼堂，让人有身在家乡为异客的感觉。在这里，不要说方言，就是最纯粹的汉语普通话，也没有立足之地。
如此，我们还如何谈方言保护？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作者：郝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