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工业回顾50年历程：绝密会议引出事业起步

　　50年前的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制定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50年后的今天，人类所共同面对的能源短缺问题再度使核工业受到高度关注。值此纪念中国核工业创建50周年的时刻，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以及中国核事业所走过的奋发图强、振兴祖国的道路令人感慨万端。

　　50年前中央书记处绝密会议引出中国核工业起步

　　1955年1月15日,是一个历史起点的标志。这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

　　这是一次绝密会议。会议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拍摄照片,目前唯一可资参考的是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约见李四光、钱三强谈话后写给毛主席的报告,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编写《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由亲身经历这次会议的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刘杰和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同志所作的回忆。

　　在这次会议之前,周恩来总理作了精心准备。会前一天下午,总理邀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等到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谈话。当这些同志离开西花厅后,总理当即向毛主席写了报告,附上有关文件,并建议1月15日下午三时后开会,请李四光、钱三强来谈。对参加会议人员列了名单,除书记处成员外,还建议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刘杰等同志参加。

　　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按时召开。在与会人员到齐后,毛主席对两位科学家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发展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在专家介绍有关情况和热烈讨论后,毛主席作了总结性讲话。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一系列变化开始悄悄发生。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走过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

　　50年后的今天，我们深感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正如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所特别指出的“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50年后核工业为国家提供“清洁经济安全”能源

　　回溯中国核事业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有限,中国在推动核事业的早期,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将核技术转移到民用领域。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中心工作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大规模削减军费和裁军后,核电建设全面提上议事日程。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决定建设核电站时,世界各国的核电站已具相当规模,法国的核发电量已占总发电量的70%。考虑到中国能源的有限储量和下个世纪的战略储存,中国的决策者果断决定发展核电。

　　1983年,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动工兴建,这座30万千瓦核电站只引进了部分关键技术,其余均为中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制造。接着,主要引进法国设备的大亚湾核电站也开始建设。

　　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相继于九十年代建成,并投入安全运营。在此之后,大亚湾核电基地又续建新的一组100万千瓦双堆核电站;秦山核电基地也续建二期、三期工程。在江苏连云港,引进俄罗斯技术的田湾核电站正在施工之中。辽宁、山东、福建、海南、江西、湖南等省也在积极筹建核电站。

　　中国在发展核电的同时也在积极拓展出口。中国于1984年正式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并先后同十多个国家签订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定,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核技术方面的合作与经贸往来。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间防止核扩散的行动,在核出口中,中国一贯坚持用于和平目的,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监督。中国的作法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

　　今天,当我们纪念中国发展核事业50周年的时候,我们欣喜地注意到,“核”已经开始揭去“神秘危险”的面纱,并被人们称为“清洁经济安全”的能源。

　　如今,一般人已经认识到,核能生产活动很少产生或不产生污染物。专家告诉我们,一座1000MWe没有采用污染控制技术的煤电厂每年平均产生并排入大气约44000吨硫氧化物和22000吨氮氧化物,另外还有含重金属和放射性的320000吨灰尘含400吨有毒重金属。与之相反,一座同样1000MWe的核电厂,根本不释放有害气体和其他污染物,它所引起的电站工作人员人均辐射剂量比乘飞机旅行所引起的还低。每年只产生约30吨乏燃料和800吨中低放废物。

　　专家认为,我国核电的经济性也会优于煤电。一是核电的投资成本将会随我国核电国产化而大幅降低;二是煤电的环境排放的外部成本高,煤电价格随着开采困难和运输压力增大将大幅上升,煤电的发电成本将会相应大幅提高;三是按照国际权威机构预测和评价,当我国贴现率取值5%时,核电的经济性优于煤电;但当贴现率取值10%时,我国核电对煤电则没有经济优势。而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率或基准利率已连续多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专家还告诉我们,核电是安全的能源,这已是世界能源界一致公认的结论。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世界核电18年来无一例类似核事故发生。这种高度安全的运行纪录,在能源工业发展史上,包括常规电厂、煤矿、油井、水坝等,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使核工业再度置身聚光灯下

　　自2003年以来,我国有很多地区进入“硬缺电”,即全年性电力不足。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是2003年全年用电需求尚差1500万千瓦,2004年全国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有的“电荒”、“煤荒”、“油荒”现象,仅电力缺口就在3000万千瓦以上。而早在2001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我国石油后备资源不足,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不相适应,必须未雨绸缪,做到有备无患。

　　所谓“有备无患”需要我们“备”什么专家说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调整我国的能源结构。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战略性判断是,由于油气短缺,中国远期能源基础一定得更多靠电。而与火、水电相比,电能发展中潜力最大、可持续性最强的是核电。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核工业的发展质疑颇多。而在中国思考能源安全问题的大背景下,核电再度被置于聚光灯下。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为解决油气资源枯竭和燃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科学家正在加紧研究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和水力发电等替代能源。

　　为了全面把握核电的价值,专家们曾细致地考察水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专家的结论是水电对2020年以后电源结构优化很难再作出实质性的贡献,而除水电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中,如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潮汐能等清洁能源,这些资源虽然可再生,但再生资源数量有限,不可能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并最终解决能源的需求问题。而我国如果能逐步提高核电在电力中的比重,特别要在经济发达但常规能源短缺的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核电,对改善我国能源结构、减轻环境污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全球范围看,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7%的核能,每年大约减排二氧化碳20亿吨。国际能源专家指出,从人类目前具有的技术能力看,要控制本世纪或更长远时期的温室效应,惟一可以寄予厚望的能源主体大概只有核电了,尤其是未来的热核聚变能。

　　专家还乐观地告诉我们,从长远看,核能是资源无限的能源。如果裂变堆采用铀钚循环的技术路线发展快中子增殖堆,由于快堆能把铀238转变为可裂变材料钚239,从而把天然铀的利用率从热中子堆的1%左右提高到60%—70%,则全世界铀资源将可供人类数千年之需。在更长远的将来,能源开发将更多地寄希望于受控热核反应即核聚变堆的应用。热核反应技术如果获得突破,聚变反应堆核电站一旦商用成功,将可望为人类“永远”解决能源需求问题。

　　50年前的1月15日,当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强大与国防安全。我们虽然不知他当时是否预见到当今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能源紧张,但却可以告慰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核事业,正带领人民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作者：董山峰、邵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