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坐在那里”一—遵义会议会址是如何确认的

　　金黔在线讯 遵义会议的召开,使黔北小城遵义从此名垂青史,也使遵义的一座两层灰砖小楼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建筑之一。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原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披露了当初寻找、确认遵义会议会址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费侃如说,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召开的,又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会议,一般人并不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20世纪50年代初寻找和确认会址时,一度根据群众传说,将市内一处天主堂认定为会址,并在那里挂出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

　　1954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提供了一条线索。19年前,他作为红三军团政委参加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遵义会议。他清楚地记得,会议是在遵义当地最气派的一栋楼房里召开的,楼房的主人是一个姓柏的黔军师长。

　　据说当年遵义是出产军阀的地方,光师长就有十几个,但姓柏的只有一家。据有关资料,柏家老二柏辉章早年毕业于武昌讲武堂,从排长做起,最后当上了黔军王家烈部的师长。

　　得到杨尚昆提供的线索后,遵义方面立即将柏辉章的大宅及周围的环境测绘拍照上报。费侃如说,为了能够确认,大家最企盼的是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中央领导能来会址参观,以便了解落实会议的有关情况。

　　195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等的陪同下,到贵州视察,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据当时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肖明事后发表的报道记述,一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年的楼房,杨尚昆立刻兴奋地叫起来:“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

　　邓小平一行仔细地察看楼下的每一间屋子。随后,他们踏上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当走过东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双目炯炯,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并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走出会议室,邓小平站在走廊上,一边看着檐下柱间的券拱和柱顶用垩土塑成的各种花卉,一边对周围的同志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旁边一位陪同说:“长征时跋山涉水,还要打仗。攻占遵义后,才能找到楼房开会,当然觉得这走廊很宽。这次您从北京来,才觉得窄了。”大家愉快地笑了起来。

　　从纪念馆出来,邓小平一行又走进遵义天主堂,发现那里原来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的确不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他们在院子里找到了当年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所住的房间,还找到了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小小的编辑部。

　　遵义会议前,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这正是他一生三起三落中的第一次挫折。邓小平说:“遵义会议时我住的地方隔编报纸的地方有几间屋子。”

　　作者：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