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长征——寻找真实的历史(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5日17:48 贵州都市报

　　2000年,两个英国年轻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在贵州旅游,得知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曾途经此地,不由萌生了重走长征路的念头。他们希望以亲身经历解读沿途的历史,发掘人类共通且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2002年10月16日,他们在江西于都投下了生命中最大的赌注:穿上远足靴,沿着这条史诗般的路线,去寻找它最真实的故事……

　　近日,李爱德和马普安合著的《两个人的长征》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记者通过出版社采访了他们。

《两个人的长征》一书封面

重走长征路为他们增添了传奇色彩

　　选择了就走,直到走不动

　　记者:你们进行长征的初衷是什么?

　　李、马:一是希望通过走访曾经历过长征的老人,走他们曾经走过的路线,对长征能有更多的理解。

　　二是更多地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三是激励起其他人对历史的兴趣————特别是口述的历史————并开始思考历史对于他们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有何意义。

　　记者:红军长征有很多条线路,你们选择的是哪条线路?为什么会这么选?

　　李、马:我们选择了第一方面军的路线。原因有二:一是这条路线最著名,也最重要。二是所以这条路线有着最完备的文献记载,又所以,我们找起路来最容易。

　　记者:新长征期间,你们每天的日程安排是怎样的?

　　李、马:通常情况下,我们每天步行20—35公里。35公里以上则十分难以接受,而超过40公里更是非常困难。行程最长的一天是在从团溪镇到遵义的途中,我们一共走了47公里。爱德当晚无法入睡,因为他的腿严重受伤。

　　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同样的三个问题:1、我们应该向哪里走?向当地人问路和找路是最重要也最费时的事情。2、我们能吃什么?通常我们每天只能吃上一顿正餐,如果傍晚时分我们能够到达一个小村子并能与当地人住在一起。这种对待陌生人的慷慨在贵州南部的侗、苗、汉族村庄特别明显。在那些地区,你可以直接去敲任何一家的门,他们会欢迎你留下来吃饭,并为你提供住宿的地方。3、我们能在哪里过夜?刚才提到的在村民家中留宿只是一种方式,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会争取走到一个小镇上————那里通常会有几家简陋的旅馆。如果迷路了,我们就在实在走不动的时候停下来,住在帐篷里。

　　记者:长征前,你们曾说过这是生命中最大的赌注。为什么这么说?

　　李、马:因为大多数人都说我们做不成这件事。理由充分:我们没有任何远足和野外生存的经验;我们没有政府的支持,所以人们认为“新长征”的举动根本不会被允许;因为我们完全无法预料途中将发生什么,会有多危险;对于“赌注”,也可以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它的含义。我们放弃了工作,倾尽所有积蓄,并向银行申请了很多贷款。

　　记者:一天走30公里的路,还要背着30公斤重的背包,这样走一年很不容易,中途有想放弃的时候吗?怎么坚持下来的?

　　李、马:我们从未想过放弃。“我们不能让支持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失望”,这种念头足以使我们击退一路上的任何困难。

　　新长征路上的“三大纪律”

　　记者:你们为新长征制定了自己的三大纪律:不坐车;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坐车,事后必须回到坐车起始点继续步行前进;不必两次走同一条路线。为什么要这么制定规矩?有违反的时候吗?像第二条里的“回到坐车起始点继续步行前进”的事情有发生过吗?

　　李、马:只有制定了纪律,才能约束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努力也因此才成其为努力。我们希望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够非常明确————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的人。我们从未违反自己的“三大纪律”。

　　“纪律二”十分重要。有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我们不得不乘车。比如,当马普安被狗咬了,当他在四川南部的会理得了重病,或者当他在贵州仁怀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在痢疾折磨下的爱德为了去四川的兴文县城,也曾经不得不坐车。他当时根本不可能走上5天的路程。

　　所以1934—1935年的生活有多艰难可想而知。我们两个假如参加真正的长征,极有可能丢掉性命。

　　记者:你们每天都要记日记吗?怎么找到沿途的一些老红军和一些当年见到过红军的老人的?

　　李、马:我们的确每天晚上都会写日记。能找到老红军和长征的目击者是因为我们向遇到的每一个人询问这些事情:“你知道这里有谁还记得长征的事吗?”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能够用来采访这些人的时间如此之少。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们这样,并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福地贵州，醇厚人情让人难忘

　　记者:你们穿越贵州用了五个月,到过贵州的哪些地区?有什么难忘的人或事?

　　李、马:黎平、剑河、施秉、黄平、遵义、桐梓、习水、鲁班场、茅台镇、贵阳、息烽、紫云、贞丰、兴仁……

　　最难忘的是,爱德试图渡过望谟县的坝羊河时,几个布依族小伙子救了他的命。他不会游泳,所以独自渡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实在不是一个聪明的决定。

　　另外一件难忘的事情,就是在遵义遇见了老红军王道金。他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位完整地走完长征路的老人。尽管他给我们描述了很多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话语间却充满了乐观与幽默的情绪。

　　记者:你们在书中提到在遵义时,感觉被知识的局限以及历史的厚重压得透不过气来。在开始新长征之前,你们对长征了解多少?走完新长征,对长征有什么新的认识和理解?

　　李、马:我们在出发之前已经读了尽可能多的关于长征的资料。总体来说,我对长征的看法在过去和现在改变不大————出发前,我认为长征是一群了不起的人们构筑成的了不起的事件;当我走完了“新长征”,这种感觉在我头脑中越发强烈。

　　记者:其实如果你们想重走长征路,也可以选择不张扬的默默前行,但你们大力争取官方支持和商业赞助,所到之处成了明星,有人对你们的做法提出过批评,对此,你们怎么看?

　　李、马:的确,我们尽可能地寻求政府支持和商业赞助————我们希望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这是一方面,同时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这一行动,从而激励更多的人们来研究和记录这段历史。我们个人的努力如此力量微薄。

　　而且事实上,直到我们出发那一天,赞助我们的除了朋友和家人,还有影像图片技术集团的经理曹俭————他是“新长征”之初惟一给予我们支持的商业人士。

　　所以是的,我们的行为招来了人们的“批评”,他们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说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直到我们到达贵州,才第一次获得了官方的支持。贵州旅游局的杨胜明局长在我们穿行贵州的途中给予我们大力的帮助。贵州是我们经过的最热情、最好客的地区,我们至今对那里的人民怀有深深的感激。　作者：姚曼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