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70周年纪念：见证(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5日18:50 贵州都市报

　　从上世纪50年代起,遵义会议纪念馆就专门组织人员对曾经亲眼目睹红军进城和帮助穷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的老百姓进行了寻访。1月1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室的关黔新同志专门从众多的档案中,为记者找出了当年的原始访谈记录。在黎平,当年曾见过红军并和红军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任时若老人给记者讲述了她的经历。从他们的回忆中,我们又重温了那段艰难岁月……

　　周济: 遵义城里打土豪

遵义会址

遵义会址陈列馆大厅雕塑

陈列馆内原样复制的遵义会议会议室

黎平红军烈士陵园

黎平会议会址

　　记者在原化学工业部上海化工医药设计院副院长周济老人的叙述中,了解到发生在70年前的一些事情:

　　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遵义。早晨,我赶忙出门去看望盼望已久的红军,找红军机关接头。在城门上我见到张贴有红军李富春代主任的布告,路上碰着一些和蔼可亲的红军战士。但是,在街上跑了一遍,没有见到红军的机关,只得回到紫荆花的住处。午饭以后,听到门外有闹声,出门见到了何恩余、任传习、何有邻领着一个红军,准备打我住处隔壁的土豪。经过商量后没有打。

　　接着我们一道去老城南门内打一个姓杨的土豪。这家土豪的人跑光了,只留一个年老的女佣人看家,贵重的东西都搬走了,只留下一些平常的东西和文物,光印章就有一大抽斗。我入党虽然是1930年,曾做过北区的地下工作,参加过多次斗争,但投身于这样轰轰烈烈的打土豪斗争还是第一次。当时我认为土豪一定要打,就拿起一个凳子朝着这家地主的花窗子打去,当即被红军战士阻止说:“土豪同我们有仇,而东西和我们没有仇。”

　　我们在杨家打了一些红军用得着的衣服,捆了一大包,同红军一道送到新城福音堂红军“山西”政治部的驻所。在这里红军负责人接见了我们,有一个负责人自我介绍说,他叫潘汉年。当我知道他就是潘汉年后,心情马上热火起来,好像见到老朋友似的。因为我在成都长江书店当店员时,就知道他的名字,读过他的著作,对他的印象很深,当时我向他谈了我在成都参加地下斗争的情况。“山西”政治部招待我们吃了晚饭,菜饭是装在洋瓷缸里,每人一份,这是我第一次用筷子在洋瓷缸里吃饭,很不习惯。潘汉年同志告诉我们毛主席明天要来遵义,要我们发动群众迎接毛主席。当我同潘汉年同志谈话时,何恩余、任传习、何有邻同另一个红军干部谈话。据说此人是邓发同志。我们知道毛主席要来遵义后,内心非常高兴,立即离开“山西”政治部,分头去通知其他同志,然后我们到老城南门内陈庆锡家开迎接毛主席的会议。当时到陈庆锡家开会的人,我能记得的有李小侠、周司和等。经过商量和分工,大家立即行动,深入各处,用红军之友社的名义,做了许多欢迎红军的三角小旗和写了一些标语,并约定9日上午在县衙门前李小侠家集合。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关黔新介绍,根据目击群众的资料表明:1月9日下午,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骑着马由南门关来到桥上,这时欢迎的群众立刻沸腾起来,一起拥向中央首长的面前,欢呼声震天,锣鼓声、鞭炮声齐鸣。毛主席、朱总司令见到欢迎的人群后喜笑颜开,由潘汉年同志上前向毛主席一一介绍地下党的同志。毛主席、朱总司令跳下马来和同志们亲切握手。朱总司令上台先讲话,他讲了军事问题,接着毛主席上台讲话。毛主席那时身材瘦高,穿了一件灰色军大衣,里面是一件羊羔皮短袄,毛从袖口里露出来,一口长沙口音,当地人不太听得懂,他讲话时,不断地打着有力的手势,号召工农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

　　谌明道: 红军用药公买公卖

　　而在已故的遵义著名民间医生谌明道的叙述中记者了解到,腊月初一的早上(1月5日),红军已经进城来了,他出现在店铺门口看红军,见同仁堂药铺门前,站有一二十个背长枪的在问路,他见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像是长官,说话是四川口音,他就走过去看。结果那个戴眼镜的就问谌明道敌人是朝哪个方向跑的。他就回答说,有从凤朝门跑的,大概是去桐梓,有从老城北门跑的,大概是去仁怀或赤水。那个戴眼镜的红军就掏出本子记上。后来谌明道询问周围的人才知道,戴眼镜的人正是刘伯承。

　　吃早饭过后,就有红军大队进城了,有很多人到谌明道的店内买药,人多了,谌明道不能出门,只在店里见到毛主席和一个外国人一起走过。过了一会,有一个用一根棍子拄手的红军走进店内,他开口便喊一声:“谌先生你好?”当即就把谌明道愣了一下,接着他说:“我是四川三台石板滩的,和你是老乡,我叫贺忱,是红军卫生部长。”谌听了赶紧招呼贺部长坐下。贺部长说:“你的药可以完全卖给我,应该几多钱,我们就给你几多钱。”谌明道表示同意,但提出要留下一点应付门市。贺忱说:“不要紧,我给你一个证明,红军就不再来向你买零药了。”

　　他马上写了一张“卫生部长贺忱”的条子,叫谌贴在店铺板上,红军看见,就知道卫生部全部买了。过了一天,卫生部来了几个人,把买下的药挑走了。由于药卖光了,谌明道又帮着红军购买笔、纸张等日用品。后来,谌明道经常去和保卫局长邓发、银行行长毛泽民、卫生部长贺忱、傅连章等人聊天。

　　任时若:住在我家的“大官”像平民

　　“我见过红军。那是冬天,虽然他们很苦,身上穿的衣服很薄、很烂,但他们对老百姓都很好,到各家各户借的东西,用过后都归还。”2001年6月,在黎平县城张家巷9—1号的小洋楼里,已年逾八旬的老人任时若回忆说。

　　1934年冬天,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任时若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巧合的是,后来她进入胡荣顺商号生活———即现在人们熟识的黎平会议会址,嫁给胡荣顺的孙子胡序微,成了胡家的孙儿媳妇。

　　胡荣顺商号坐落在黎平县城二郎坡52号,是一幢建筑面积800平方米的晚清建筑。这幢古老的四合院民居青砖黑瓦,宽敞高大,临街6间为店铺,届院是住房,院内共有6个大小天井。1934年12月14目,红军攻克黎平之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周恩来、朱德等都住在这里。从此,关于红军的故事在这户人家代代相传。任时若老人及其晚辈胡祖文、左纯、胡祖英等都可以给你讲述关于红军在胡家的故事。

　　红军即将攻克黎平时,国民党的军队早已闻风丧胆,准备逃窜,并对老百姓讲:“共匪”来啦,你们快跑。但胡荣顺的儿媳妇熊承华是个小脚妇女,又是个寡妇,而14岁的胡序微是个驼子,母子俩待在胡荣顺商号里不想跑,也根本跑不了。

　　红军进入黎平后,派人敲开了胡家的门,客客气气地问熊承华:“老板娘,你家有没有空房子?我们能不能在你家借住几天?”熊承华开始还觉得孤儿寡母的不好,便说:“一个妇道人家,这怎么好?”红军告诉她:“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男女平等,还有许多女红军呢。”熊承华见红军和颜悦色的,打消了顾虑,打开大门让红军住进自己家里。

　　胡家的空房很多,红军进去后把所有的房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院子里几十年的老垃圾也全部清扫了。红军把水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的,水烧好了,对熊承华母子说:“主人家,水烧好了,你们舀去用。你们挑不动,只管用就行了。”

　　当时天已经很冷了,很多红军都只穿着洗得发白、有很多补丁的单衣,但母子俩放在房间的衣服没有人动。红军的生活很艰苦,吃的都是稀饭,但每到吃饭时他们都要先端两碗给母子俩。红军用大洋买猪到胡家后院宰杀,煮熟了,首先想到的还是先舀两碗猪肉、猪血给母子俩送去。

　　后来,红军要走了,又把水缸挑得满满的,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还把借去铺床的门板还回来一一安好。红军还把猪肉、萝卜及铜盆、水缸、瓷碗等都留给了母子俩。

　　解放后,熊承华、胡序微母子才知道,当时住在他们家的是红军“最大的官”周恩来、朱德等人,而他们在这些“大官”的面前却可以随便出入。每每给儿孙们讲起他们与红军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他们都感慨不已:“天底下哪里还有那么好的军队啊!”在胡序微儿女的印象中,文革10年就是胡序微“哭红军”的10年,在那个年代,他反复告诉子孙们不要忘记红军对他们胡家孤儿寡母的恩情。

　　1957年,胡家人搬出了胡荣顺商号后,那里办过大食堂,后来又成了酱菜厂。1984年恢复成为黎平会议会址。几十年过去,对于现在胡氏家族的人来说,胡荣顺商号的房子和院落都已陌生,但在那里发生的关于红军的故事,在这个家族的几代人中间流传至今。

　　他曾两次见过红军

　　“刚刚东方发白,突然从孙家土院坝走来7名好像是掉队的红军战士,青白色军装上还沾有泥土,头戴红五星八角帽。其中四人背步枪,两人背马刀,一人手提梭镖。7人都背有‘中国工农红军’字样的大斗笠……”1月12日,已经83岁高龄的退休教师范维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能够清晰地描述出当年他亲眼目睹红军到遵义的情景。

　　范维琦老人的老家位于现在的遵义县三合镇泽头村高潮村民组,当年他见到红军时只有13岁。范老先生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红军是在1935年1月的一天。他记得那天天气很冷,是阴天。由于此前已经听到乡丁们对红军所做的反面宣传,青年人和妇女已经提前躲藏到山林中去了。大概是在上午11时左右,正在村里与一些留守看家的小伙伴玩耍的范维琦突然看见几个穿青白色军装的年轻人走进了村子。这几名年轻的战士年龄都在20岁上下,他们思想很活跃,显得十分乐观。进村子后,他们用浓重的江西和湖南口音对孩子们及几名单身汉帮工说,他们是来帮助穷人打土豪劣绅的红军,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范维琦老人回忆说,几名红军战士看见村民们逐渐平静下来后,走到一户地主家,用枪上的刺刀杀了两头猪,然后分给围观的穷人。而他们一点肉也没有要。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与红军战士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起来。于是,红军战士开始向村民和孩子们宣讲革命道理。临走时,红军战士与村民们共同在墙壁上用白石灰写下了3幅“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

　　范维琦第二次见到红军是在大约10天之后。那天,天上下着雨夹雪,山路十分泥泞。夜幕降临时,与父亲一起赶场回家的范维琦与父亲在路上撞见一支柏辉章的千余人的队伍,从沙土方向奔跑过来。附近村民见状纷纷关门闭户,范维琦父子俩于是赶忙暂住在路边一亲戚孙某家,准备第二天才回家。当晚,范维琦父子与亲戚家的人围坐在柴火边烤火时,大家都在猜测当晚会发生什么危险。大概在晚上10点至12点之间,突然从屋外山头那边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当时,大家都不敢出来看究竟,只有范维琦悄悄背着大人站在门外一土墙下面听枪炮声。

　　等到东方发白时,突然从孙家土院坝走来7名好像是掉队的红军战士,青白色军装上还沾有泥土,头戴红五星八角帽。其中四人背步枪,两人背马刀,一人手提梭镖。7人都背有‘中国工农红军’字样的大斗笠。7名红军战士年龄均在18至20岁之间,他们精神抖擞,面容严肃,目光专注地看着前方,排成一队从孙家院子经过。

　　解放后,范维琦老人听不少群众反映,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红军在三合镇与柏辉章的部队交火后,有几个战士掉队,结果被伪保长和几个地主恶霸设计杀害,尸体被抛进附近一个山洞中。文革初期,群众检举出当初杀害红军战士的凶手中有几人还健在,于是人民政府将几个凶手抓来,令他们到山洞中将红军遗骨挖出来。此后,遵义县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这些红军战士的遗骨葬在遵义县后坝。

　　而范维琦也同时见证了当年与红军交战的军阀军官柏辉章被人民政府镇压的场景。1957年,已经是小学教师的范维琦在遵义学习期间,见到了人民政府对柏辉章进行审判后,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作为这段峥嵘岁月的见证人,在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抚今追昔是我对红军英烈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感谢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资料)　作者：唐正平石云华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