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献爱心了吗？

　　第二落点工薪阶层是捐款主力

　　不久前发生的印度洋地区海啸令不少沿海国家和地区损失惨重，中国国内掀起了踊跃捐赠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公众的慈善意识也得到了提高。那么，在省城济南，慈善事业的现状如何？市民的公益意识和慈善意识又怎样呢？

　　记者从济南慈善总会了解到，去年12月26日发生印度洋海啸后，省城各界通过赈灾义演、单位捐款等形式，仅半个月时间募捐金额就超过百万元，现在仍有市民继续捐赠。济南慈善总会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1997年慈善总会成立以来，除了1998年长江洪水和这次印度洋海啸后出现了两次捐款高峰外，其余时间来济南慈善总会主动要求捐赠的个人并不是很多，一般都是省城几家效益比较好的大企业定期以资金或实物的形式来捐赠。

　　据了解，目前主动来济南慈善总会捐款的个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工薪阶层和普通市民，很少有新富阶层人士前来捐助。现有的固定捐赠人员中，大多数是中老年人，也有不少教师包括高校教授，有的甚至还是下岗工人。济南慈善总会财务处的工作人员对省城一名姓孙的下岗女工印象很深，每个月孙女士都会从自己仅有的几百元生活费中拿出30元到这里捐献，至今已经坚持三四年了。她告诉别人，自己知道贫穷的滋味，才会想着尽微薄之力，帮助那些比自己还需要帮助的人。

　　迄今为止，济南慈善总会收到以个人名义捐赠、数目最多的一笔捐款为8万元，是现已移民海外的倪女士于慈善总会成立之初分两次捐赠的。据介绍，倪女士出生在西营镇，自小是一名孤儿，后来事业成功后，听说家乡成立慈善总会，特意从上海赶回来进行捐赠，并要求这笔钱用于资助贫困儿童上学。

　　献爱心遭遇“门槛”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其实有不少市民愿意参加慈善活动，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渠道，或是遭遇其他原因而受阻。

　　最近，在省城一次帮助贫困家庭的志愿者活动中，前来报名的隋先生说：“总算找到组织了。”他说，以前很想参加类似活动，但是四处打听过，只问到有捐献骨髓的志愿者协会，并没有类似国外义工一样的民间组织。记者了解到，除了重大灾难，平时省城这类献爱心的活动太少，又缺少组织者，才导致有的市民空有一番爱心无处献。

　　参加这次志愿者活动的潘女士告诉记者，这次带来了孩子穿过的八九成新的衣服以及一些比较新的玩具，准备送给贫困家庭的孩子。“单位组织的募捐活动，要求必须是新衣服、新玩具，根本不收旧的，我就没参加。”她认为，在捐献过程中的一些条条框框也成为阻挡人们献爱心的一道门槛。

　　此外，还有不少市民表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济南有多少慈善组织，有的即使知道有，却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更谈不上献爱心了。另外，慈善工作部门仍是老一套的运作方式，每次慈善活动，市民只是在媒体上知道这次慈善活动共募集到多少钱物，至于善款究竟怎么用的，用到了何处，大家并不清楚。

　　据济南慈善总会的有关人士说，每年慈善机构都要接受财务审计，账目也会向社会公开，但几乎每一名捐献者在进行捐赠前还是会仔细打听：究竟自己捐献的这部分财物会被怎么处理？又会被派上什么用场？“可见，人们还是相当在乎这些捐款在具体的慈善工作中是如何运作的，并且期盼捐赠的过程透明化、公开化。”这位人士解释，目前由于有一些困难，慈善机构不可能按照所有人的意愿实现捐赠过程100%透明化，这也挡住了一些人献爱心的脚步。

　　观点实录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盖先生（市民）：应该加大慈善宣传，调动社会上可以调动的力量，这样就能形成一种很好的社会氛围，就会有更多的人投身慈善活动中来。

　　张园（公司职员）：现在社会上一些有钱人不愿意捐赠，其实他们也是有顾虑的，比如怕“树大招风”，或者被没完没了地纠缠。

　　杨刚强（学生）：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收入，但可以尽我的所能，用帮助贫困家庭孩子辅导功课等方式来帮助他们，不一定非要进行物质方面的帮助吧？

　　赵伟杰（IT行业）：社会上应该像国外一样多成立一些民间慈善组织，多一些社会渠道，也多一些活动方式，给大家可选择的余地多一些。其实大多数人内心都是愿意做好事的，只要有时间，有适合的方式，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这些活动。

　　郑伟（教师）：任何一个慈善机构应该是高度透明化的，并且随时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督，这样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比如这次针对印度洋海啸受灾国的捐助活动，有关方面不能仅仅停留于公布具体数额。因为从慈善活动的全过程看，社会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已有多少捐款，而是每一笔捐款是如何成为救灾物资最后到达灾民手中的，在运作期间又花费了多少成本，而这些成本是否符合善款使用的合理、必要、经济的原则，最后，这些救灾善款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这些国家的灾情？应该说，这些都是社会公众想知道，也是有权知道的相关公共信息。

　　个案点击　我更愿亲手将钱交到被救助者手中

　　孙雪（女，25岁，公务员）要说我献爱心的经历，还得追溯到小学。记得那时候，

　　老师在班里说声“捐款”，学生就得回家缠着爸妈要钱要衣服。当时年龄小，哪知道为什么捐献啊，纯粹是跟风；再说，完不成“任务”会挨老师批评的。

　　再长大一些，知道了“希望工程”。老师再让捐献的时候，就会将平时不用的铅笔、本子拿出来捐给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但是我的本子最后究竟到了哪个小朋友手中，就不知道了。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有一次我还偷偷在捐出的一本笔记本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通信地址，希望收到本子的人可以写信过来。但本子送出后，却一直没有信儿，为此我失望了好久。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我攥着刚发的400元奖学金往宿舍走，在楼下看到有个系的学生会正为郊区贫困孩子募捐学费，每人至少捐50元。50元意味着一个星期的伙食费，但想想那些连学都上不起的孩子，我还是狠狠心将半个月的伙食费投进了募捐箱。后来却听那个系的同学说，最后大家捐的钱根本没被送到贫困孩子手中，而是被一些学生会的成员拿去吃喝掉了。

　　工作后，我的经济状况已经好多了，但碰到类似的捐赠活动，我都会在心底打个问号。说句心里话，我更情愿亲自将钱送到那些需要救助的人手中。

　　本报记者孙晓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