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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增长方式的现实选择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7日08:24 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 张翼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专家、学者和各级政府领导多年来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战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多年来追求的目标。在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这一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受到格外重视,并强调要“加快”这一转变的实现。

  电站建设“高烧”透出危险信号

  “我这一年中有150多天都在外地奔波找煤。”湖北省经委副主任肖大鑫一脸的焦灼与疲惫,从他的脸上可以读出找煤的艰辛与无奈。“2004年迎峰度夏时,湖北省的电煤一度紧张到只有20万吨的储存,目前也仅仅是略有缓解,只有50万吨的储存。”2004年12月,面对电力需求“冬峰”的到来,肖大鑫心中更加焦急。

  2004年,我国煤炭的产量已相当于规划中十年后的产量,这一年我国的铁路货运有45%以上是用来运煤炭的。即便如此,各地的电煤还是不断告紧。

  2005年,我国的煤炭供应形势将更加严峻。然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地电站建设却在“发烧”。

  “不可想象,怎么可能 ”说起目前中国的电站建设规模,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的语气有些激动。

  据统计,目前全国电站在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未经国家核准而擅自开工建设规模高达1亿千瓦以上。2.8亿千瓦是个什么概念,有一个数据足以说明———到2004年底,我国的发电装机总量为4.4亿千瓦,而这4.4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是经过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得以实现的。

  张国宝说,现在有些地方一缺电马上就想到新建发电站,却没有考虑“煤、水、运”能否跟得上,环境能否承受得了。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是,每发一度电,就意味着要消耗掉0.4千克标准煤、4升净水,同时还意味着要排放0.272千克炭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0.03千克二氧化硫、0.015千克氮氧化物。

  电站建设“发高烧”折射出经济增长深层次的矛盾。

  专家指出,2004年煤、电、油、运和原材料供应的全面紧张,说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按照目前GDP的年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比例推算,我国对煤、电、油的消耗量基本上每5年就要增加一倍。如果继续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实现工业化,我国的资源需求量将接近世界其他国家资源消费量的总和。

  经济高增全球竞争力排名下降

  2004年,我国的GDP在政府实施宏观调控一再降温的前提下,依然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但同年,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040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名次却比上年度下降两位,列第四十六位。

  世界经济论坛在肯定中国宏观经济环境良好、增长潜力巨大的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消耗增长过快等问题。

  数据表明,我国工业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自1990年以来始终保持在70%左右的水平,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我国为1274吨标准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分别比美国、欧盟、日本、印度高2.5倍、4.9倍、8.7倍和0.43倍。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其中火电煤耗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21.4%,铜冶炼综合能耗高65%,水泥综合能耗高45.3%,大型合成氨综合能耗高31.2%,纸和纸板综合能耗高120%。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开采、运输、使用三个环节的浪费都相当严重。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说:“从这次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是造成盲目投资扩张、煤电油运紧张局面的深层次重要原因,也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刻不容缓。”

  现实抉择的另种声音

  “谋划发展不仅要考虑需要,也要考虑可能性。”马凯认为,从全国来讲,今后的发展至少会面临体制、人才、科技和资源四大“瓶颈”的制约。各地区要认真分析本地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只有认清“瓶颈”及其制约程度,才能抓住主要矛盾,排出发展的优先顺序,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花大力气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那么,未来几年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着力点将在哪里?专家给出的“药方”是:积极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加快发展服务业,抓紧制定并组织实施《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与改革实施意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和结构升级;大力推进资源节约。

  然而,各地的现实选择却表达着另外一种声音。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说,2004年,北方某大城市的汽车制造业超过了电子信息产业,排全市工业第一位,有关方面为之而欢欣鼓舞。联想到当初各地纷纷宣布自己将建设成“中国硅谷”时的热闹和喜悦场景,这样的新闻令人不知该做何感想。

  无独有偶,在南方的深圳,这个人们心目中一直靠高科技产业立市的城市,2004年对自己的产业结构也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自己的工业不够重,所以尽管电子信息产业依然是支柱,仍以20%以上的高速增长着,但深圳要“适度重型化”,要从汽车、精细化工等11个行业中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许多城市选择“二度重化工业”,经济学界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中国二度重化工业,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以重化工为主导的重型化经济增长会给中国带来危险。他认为,面对石油与电力的极度缺乏,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不会长期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相反只会引起全国性的能源损耗。但也有经济专家认为,只要走现代节能型的重化工业道路就可以解决难题。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多样性的理论和观念面前,我们是否有充足的时间一一予以尝试?当某种选择的种种弊端浮出水面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承受得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路径确实需要下功夫去努力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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