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作者和变态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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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柠(文学评论家)

　　20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的其他小说尚未译成中文，但出版于1983年、并改编成电影的著名长篇小说《钢琴教师》早就如雷贯耳。据翻译者说，小说几年前就翻译成了中文，但一直没有出版。如果不是作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估计还难以跟中国读者见面。我觉得当时出版社不出这本书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部小说比较难读，属于典型的现代欧洲式的小说，叙事走向不是按照传统的故事情节，而是按照作者的心理联想思路发展，也可以说就是“意识流小说”或者“内心独白小说”，叙事繁复冗长，与中国小说的短句子相比，这种小说简直可以说是啰嗦。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之中，主观性或者说观念性非常强，整部小说(特别是第二部分)充满了作者“思维的强权”，这种强权让读者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阅读障碍并不构成评价一本书的全部理由，关键在于这种障碍是否能够将你的思维，从“世俗生活强迫症”中引出来。

　　电影和小说的寓言化

　　“钢琴教师与学生通奸”的故事，与其说在小说中真正出场了，不如说一直悬在半空之中，它被心理活动及其叙事的延宕掩盖了。

　　小说《钢琴教师》不是电影《钢琴教师》，阅读起来没有那么明白和轻松。就将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而言，电影删除了人物性格更为隐秘而复杂的部分，也就是小说叙事那冗长的部分。这些部分叙事中充满了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常常是无法还原为人物行为和动作的部分。而电影一般而言是要落实到行为和动作上的。电影艺术的这种动作或画面尽管也有其自身独特的意义，但那是属于电影阐释学的问题。实际上电影更像一个短篇故事，叙事结构紧凑，行为目的清晰，人物性格鲜明。至于更为复杂的心理和人格的畸变过程，电影必须省略、删除。长篇小说《白痴》改编成的电影，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电影只拍摄了小说前面的三分之一内容，也就是具有戏剧性的部分。后面三分之二掺杂了许多复杂的人物心理变化描写的内容，全部被删除。毫无疑问，从根本上说，看电影就像看戏，读长篇小说就像受刑。从艺术的历史形态演变的角度看，小说之于诗歌，就是一种衰变的艺术，电影之于小说，以及电视之于电影，也是如此。

　　小说《钢琴教师》的叙事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结构，或者说它的结构随意松散，一大堆心理联想式的语言游移不定、蜂拥而至。这些蜂拥而至的心理语言，在小说叙事主线(故事)的四周尖叫不已，仿佛是众多埋伏在主旋律周围的阴险而狂躁的小叙事、小旋律，其目的在于瓦解叙事主线(故事的主旨)，甚至就是要喧宾夺主。也就是说，“一位钢琴教师跟学生私通”这样一个故事，并不是耶利内克叙事的主旨，它不过是《钢琴教师》这部小说叙事的诸多元素之一，是主人公复杂性格的一种显现方式。这也是小说中那个“钢琴老师跟学生通奸”的故事迟迟不出场的原因。因此，“钢琴教师与学生通奸”的故事，与其说在小说中真正出场了，不如说一直悬在半空之中，它被心理活动及其叙事的延宕掩盖了，被作者疯狂的声调湮没了。电影为了达到更好的大众传播效果，它就必须将复杂的叙事结构化、寓言化，将复杂的、充满其他可能性的细节忽略，让那个“私通”的故事突显出来，成为公众兴奋的焦点，并能够摆上道德评议的办公桌。电影实际上就是一个寓言，有时候甚至就是一个道德寓言。否则，我们很难设想它能够在大众中广为传播。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也就是将叙事改编成寓言，它已经不具备原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还是有艺术上的另一种可能性，比可笑地将电影反过来改编成小说要好得多。

　　小说和叙事的声音

　　耶利内克作为一位诗人和音乐家，她对“故事”的兴趣似乎不浓，她对声音更为敏感。

　　小说不是诗歌，但也不是寓言。它是平民生活的梦幻化(符号化)，有时候简直就是一个噩梦。长篇叙事就是通过语言(包括词义和声音)重现这个梦幻或噩梦。长篇小说《钢琴教师》也像一个噩梦，一个平民试图变成贵族的噩梦，一个在备受压抑的生活中即将坏死的肉体变态萌动的噩梦，一个试图用结构完美的古典音乐来掩盖已经破碎的日常生活的噩梦，一个在长期的控制和虐待中学会了“受虐－施虐”的噩梦，一个充满优雅理想的人的复仇的噩梦。

　　这个噩梦的结构尽管并不清晰，也可以说是“语义不清”(这就是文学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从小说叙事中传递出来的“肉体解放”的尖叫却是清晰和刺耳的。耶利内克作为一位诗人和音乐家，她对“故事”的兴趣似乎不浓，她对声音更为敏感。她让叙事的词语中充满声音，声音自身的逻辑压倒了人物行动的逻辑。她的主人公的每一个行为，每一次动作，最终都不是指向故事的结局或者行为的结果，而是试图要让每一个动作都变成一个刺耳的音符。这些音符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疯狂的旋律，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声音产生的发声机制，首先取决于一系列压抑——贵族梦想对平民生活的压抑；精神(比如古典音乐)整一性对肉体丰富性的压抑；人文主义或英雄主义理想对自在和自为的日常生活的压抑；黑色连衣裙对小碎花连衣裙的压抑，严肃对欢愉的压抑。但是，单纯的压抑不能构成冲突，只能构成枯萎和死亡。在母亲对女儿或者自己对自己的压抑中，生活的缝隙却无处不在，这是一些相反的力量：钢琴教师埃里卡被表弟健康的肉体所吸引，独自到民工棚户区看黄色录像，到远郊树林里窥视土耳其人野合场面，还有内心经常涌动着的欲望。

　　当这种相反力量势均力敌、并产生摩擦的时候，才会产生疯狂而尖锐的声音。一边是越来越强烈的肉体欲望，一边是越来越神圣的音乐。事实上，她的学生们已经开始抨击莫扎特和海顿了，但埃里卡依然认为“只有音乐是永恒的”，必须让音乐准确地按照大师的曲谱和指法来呈现，否则它就只能变成街道上的口哨和酒吧的哼哼。实际情况是，埃里卡发现每一天都有一些音乐、一首诗歌，或者一篇小说在死亡，但故事(特别是事故)却层出不穷，这些故事甚至试图成为时代叙事的主角。埃里克一直执着地要保持钢琴教师(也就是古典音乐)形象的完整性。但执意要破坏这个完整形象的却是学生克雷默尔和他露骨的性挑逗。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埃里卡迎了上去，用她疯狂的肉体、变态的身躯和嘶哑的声音迎了上去。这是一种充满了报复性的性行为，一种“自虐－施虐”行为，也是一支变态的曲调。

　　主题学：淑女和荡妇

　　耶利内克的小说，在主题学意义上依然是19世纪中后期的延续。

　　主题学关注的是小说的内容。这种内容主要由人物性格的变化、人物的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关系来呈现。耶利内克将她的主人公埃里卡塑造成了一个极其复杂暧昧的形象：时而是淑女，时而是荡妇；时而理性，时而疯狂；时而温柔，时而残暴；不但折磨别人，更折磨自己；在奉献自己的同时要将自己和别人毁掉。埃里卡的性格就是属于人格变态的范畴。产生这种变态人格的根源，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就是压抑，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身份和性别等级的错乱和对抗。

　　埃里卡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平民家庭。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位淑女(小家碧玉)。但她的母亲千方百计要把她培养成为一个贵族，让她接受高雅的人文主义教育，具体方式就是学音乐，熟悉莫扎特、海顿、贝多芬。按照经济状况，她们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但她们试图成为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主要是指精神意义上(而非经济学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贵族式的英雄主义在世俗生活中的回声——独一无二的人、有个性的人、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在母亲的折磨之下，35岁的埃里卡就成了一位钢琴教授，她用母亲折磨她的方式折磨学钢琴的学生，试图让他们成为莫扎特。实际上她已经成了一个丧失爱的能力，无法跟人相处，自以为是的人。她只认可高尚的音乐，她鄙视肉体生活。她痛恨自己的肉体，别人的肉体就更不用说了。只要一离开钢琴和音乐，她就成了一个充满复仇心理的人。她疯狂地折磨自己、报复他人。当她的肉体蠢蠢欲动的时候，她就用刀片割自己的身体。这是在公众场合。在隐秘的私人生活中，她试图让自己由淑女变成一个荡妇。这是在她一人独处的时候，或者沉浸在个人性幻想之中的时候。肉体一旦面临真实的对象，她几乎要崩溃。于是她采用了一种“受虐狂”的独特形式来应对，就像她用刀片割自己一样。不同的是，现在的“刀片”变成了外物，或者外物被她想象成了刀片。她在疼痛中获得快感。她已经完全没有能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更没有爱的能力。

　　“爱”、“爱的能力”、“行动能力”，就这样在音乐教育和“爱”的教育中被毁了。这就是尼采为什么痛恨瓦格纳的音乐人文主义，并斥责那种苍白的浪漫主义美学的原因。这是音乐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分野，也是古典人文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换句话说，耶利内克的小说，在主题学意义上依然是19世纪中后期的延续。她疯狂的语言声音系统，以及她的主人公的变态人格的诞生，都属于这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同时，这个“过渡时期”并不完全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心理概念，因此它还会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反复出现，只要古典理想与资产阶级理想的冲突还在。正是这一点，使得耶利内克小说美学的批判意义跨越了历史和民族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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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教师》，耶利内克著，宁瑛、郑华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