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深度与告别的勇气

　　推荐一：《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

　　刘炜茗

　　(本报书评人)

　　“编著”二字曾一度被滥用，沦为某些无良学者谋取职称或社会名声的工具，然而，当读到袁伟时编著的《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一书之时，我们有必要还原对此二字的尊敬：以绪论与跋、置于书中每一章之前的“编者的话”出现于书中的洋洋十万字，已然是可独立成书的宏篇大论，完全可看成是袁伟时先生对新文化运动的独立见解与深沉思考。

　　事实上，开始着手编著这一本《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还是1999年的事，当时正值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却迟到五年之后的今天才正式推出，似乎略有遗憾。然而，正如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进程(的影响)是如此的巨大而深远，对其的整体性反思从来都是非常值得正视的课题，也许若干年之后，仍然让中国思想界无可回避。

　　以五年前与一位年轻友人的长篇对谈充当《告别中世纪》一书的绪论，可以一窥袁伟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把握：发端于民国元年、后来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通常说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作者列举史料证明从民国元年就开始了。类似的新见一再出现，加上几乎每一章都提出一些与流行观点有别或与人论辩的意见，读来引人入胜。)，其实是“为告别中世纪而进行的思想革命”；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中，又隐约传达出狭隘民族主义抬头的信息；而新文化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客观上又正是中国人文学者的知识缺陷、启蒙思想家的失误和制度弊端……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责难，近年来在思想界并不鲜见，有些人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是无政府主义，直接导致了极端思潮的泛滥和国民党专制体系的建立，其流弊还影响到几十年之后而有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1988年，美国的林毓生教授在国内出版《中国意识的危机》，袁伟时便一再质疑他的结论和论证过程。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继承的是“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其基本内涵是人的尊严和权利，相应的诉求是自由、民主、法治和理性”，是为挽救民主共和制度而开展的启蒙，是为告别中世纪而进行的思想革命。于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辟另一条救国道路，这们力图开就是向中国人灌输现代公民和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自由、法治、宪政、理性……帮助中国人摆脱以三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束缚，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奠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而这些观点，从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李大钊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等篇章中喷薄而出，尽管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至今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

　　20世纪的中国可谓苦难重重屈辱不断，作为社会中神经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群体，一直都在探索着中国的自强之路，也在追究落后的真正原因。无论是任鸿隽的《何为科学家？》，还是许德珩的《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都在不约而同地在反思，“我们东方的文化，所以不及西方的所在，也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从根本上来说，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沉睡了几千年的国人，无论如何，要低下头来向曾经的“蛮夷”之国学习是何其难！但“自明代以后，中国确实落后了，支配当今世界的现代性理论和制度，是西方人创立的”，完全拒绝西方主流文化优秀成果必然带来连连恶果。可悲的是，时至今日，仍有人会以国情特殊为借口而甘愿自我封闭。

　　在新文化运动中，出现过许多个观点迥异的思想流派，他们围绕面临着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方方面面进行了广泛的大辩论。而在后代的研究者当中，指责新文化运动“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袁伟时对此中暴露出来的民族主义倾向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认为，民族感情是非常复杂又最容易失控的情绪，“一个有高度责任感而又有深远眼光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一定要冷静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

　　从浩如烟海的五四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有长远价值的东西”，对任何一位学者来说都是件耗时费力的艰巨工作，更何况是年过七旬的袁伟时，但他还是编了这一本资料选，目的就是为了“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直接与读者见面”，因为“直接读点当时发表的文献资料，比花时间去读那些三四流的八股文章，损益不啻天壤”。在学界浮躁情绪有所抬头的当今，我们的确需要提倡这种读第一手文献的踏实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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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袁伟时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5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