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天才才如此自信

　　推荐二：《抽象的抒情》

　　李怀宇

　　(本报书评人)

　　先是迷沈从文的小说，再为他的散文心醉，如今读他的文学评论，又有惊喜。

　　早些年有个印象，沈氏文章在于文字之美，而不以思想见长。较完整地读他青年时的文学评论和晚年时的思想总结后，印象大为改观。他青年时评论的皆是响当当的人物——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对好友，不刻意吹捧，反而多有善意的批评；对不认同的名作家，大胆批评之中不忘指出长处。

　　现代小说中，直抒作者的主观思想是一大通病，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几位作家也不能免俗。沈从文不然，他懂得“恰当”。在他一生的创作中，“恰当”二字是灵魂。1941年5月，他在西南联大和学生谈小说技巧，有一段让人终身受用的教诲：“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深刻平凡区别)，要的只是那个‘恰当’。”相信得益者有学生汪曾祺，也有日后交往甚密的表侄黄永玉。

　　综论百家，沈从文往往一针见血。他论废名后期与穆时英大部分作品：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地浪费文字。他论周作人和鲁迅弟兄：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咒诅。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出异常天真。然而有一点却相同，即作品的出发点，同是一个中年人对于人生的观照，表现感慨。又说鲁迅大部分骂世文章之外，有“另一面的长处”，即纯抒情作风的长处，也正浸透了一种朴素的田园风味。

　　沈从文的文学评论中，最有意思的一篇是《论郭沫若》，刊载于1930年，当时他只有28岁。此文刊载于今天任何一个文学评论刊物，更合时宜！沈从文说，郭沫若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废话在诗中或能容许，在创作中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损失。”“在文学手段上，我们感觉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有此等评论，我们就不会奇怪十几年后对沈从文致命一击的《斥反动文艺》，郭沫若在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有意思的是，多年后沈从文的学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奉命作序的竟是郭沫若。

　　沈从文在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前所写的思想总结中说“和胡适之相熟，私谊好，不谈政治”。相信不是应景的敷衍。沈从文对政治的看法，很早就定型。在1940年发表的《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他说：“至于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很明显的变动是：表面上作品能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事实上不过是政客从此可以畜养作家，来作打手，这种打手产生的文学作品，可作政治点缀物罢了。所以这些人也尽在变，目前社会上就很有几个作家，如此永远在政客调排下领导文学运动……时而左，时而右。或因在官从政，或因列名某籍，在国内各处用‘文化人’身份参加各种组织，出席开会，有什么事发生需要有所表示时，即在通电上列一大名……”

　　时间过得真快，时间过得真慢！沈从文说过：“‘时间’这个东西十分古怪，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我不相信命运，不承认目前形势，却尊敬时间。我不大对生活上的得失关心，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严重意义。”

　　早在1934年1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只有天才才如此自信。

　　图：

　　《抽象的抒情》沈从文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