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新民周刊》／陈冰
2004年12月24日，上海780路调度员陈双龙不幸被不遵守排队秩序的野蛮乘客严某用伞尖刺成重伤，不治身亡。不幸事件随即引发了沪上各路媒体的大讨论，复旦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葛剑雄撰文批评上海小市民的某种“劣根性”（《愿陈双龙惨剧不致重演》），不少市民则指责企业“不该再生产带尖的雨伞！”
1月7日晚，众多学院派专家相约在当代文化研究网讨论“人们对于发生在身边的公共事件的冷漠态度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问题”。
发帖中，网名“一介书生”的学者感叹人心不古：“中国人道德心的丧失已是不值得讨论的陈旧话题，理性与高尚灵魂的坚守也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做到”，“秦烬”则从制度层面切入分析：“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制度是对一个国家提出的要求，它们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现在的情况，似乎两者都存在某些问题”；“东辛”干脆呼吁停止讨论，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做点实事：“其实说都是很容易的，关键得看个体怎么样把这些付诸行动”。
所有的帖子无一例外地充盈着一股学院派的书卷气息。从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和“按照西美尔的说法”这样的材料引证，到“冷漠作为人类的心理痼疾，并非现代社会才有。但现代社会中的冷漠，表现出与古典社会截然不同的形式”，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明白无误。
网络的发扬光大和电脑技术的深入人心，让昔日充满淡淡纸香的书斋扩大到接近无限，这也在无形中放大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