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王鸿谅
中国的现实，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中高层领导干部成为“中产”的机会最大，因为他们占有资源，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
学者张宛丽指出，目前中国的分层研究，是以职业为基础，参考经济资源、政治资源以及文化资源三项指标，从而得出的综合评价。不论是学者的研究视野，还是国家统计局调查所得的结果，两者在某个层面上实际是不谋而合。
中国“中产”的特征相比欧美国家显得更为多样化。张宛丽说，在中国，“收入于社会地位事实上并非正相关”，换言之，收入的评价和现实的地位评价之间可能存在极大差距，比如学者教授，在发达国家，都属于社会的中产，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也有丰厚的物质收入，可以支付文明生活所需的开支。但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学者的收入甚至还有可能低于城调队得出的中等收入群体底线。
同样，在拥有政治资源的群体中，收入也成为并不可靠的指标，这个群体的工资并不高，但是他们可能由职务而来的可支配收入很可能远超于我们的视野。同样，在不同的级别中，等量的金钱也会有不同的含义，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处级干部的月薪2000，和一个局长的月薪2000，虽然字面上一样，但事实上并不具备可比性。
对于拉高收入平均值的一个群体———私营企业主而言，是否将他们纳入中产，同样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在西方的事业中，这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不属于新中产，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整个群体却是中产强有力的支撑部分，这也是一个尴尬的问题。对私营企业主有多年研究的学者张厚义给出的数据，是目前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400万，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素养，消费方式上并不能达到社会意义的中产标准，但是，“你却无法将他们从这个群体中排除”。在更隐蔽的层面，政治资源和财富的结合，使得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不可割裂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