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天5名上市公司老总落马

　　一天内，3家上市公司公告曝光了4名问题高管，分别来自浙江东方(600120)、东北高速(600003)和山东巨力(000880)。加上1月12日东方创业(600278)公告免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短短5天就有5名上市公司高管落马。此前一周，证监会4天内连发5张“黄牌”，吃牌公司包括利嘉股份(600696)、国光瓷业(600286)、丰乐种业(000713)、方大A(000055)和*ST数码(600700)。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围剿”上市公司问题高管的战役已经悄然打响。对于这场突然打响的战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说：“这只是一个序幕，2005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问题高管落马。中国上市公司的问题很大，造假的很多，只不过一直没有披露。不用担心股指会受影响，监管层应加大力度，否则好的上市公司会淹没在造假者中，很难脱颖而出。”

　　仅上周六就有4人被曝光。专家认为，今年上市公司问题高管被曝光力度将加大。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很多问题。问题高管突然增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伊利股份（600887）出事后，证监会加大了监管力度，使得一些隐藏者浮出水面；二是上市公司年报即将出台，在制作年报时必然会发现一些问题。

　　2005年新年伊始，4家上市公司的5名问题高管就遭集中曝光。

　　造成国资流失

　　浙江东方前董事长被“双规”

　　在1月15日，浙江东方公告称，公司前任董事长刘宁生、前任副董事长吴建华，因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已被浙江省纪委实行双规。目前，浙江省有关部门已将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作进一步深入调查处理。

　　在刘宁生、吴建华主事浙江东方之时，浙江东方产生的问题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包括：内部职工持股、工会持股、不规范股权转让、隐瞒利润、账外运作资金等。

　　公告显示，2002年10月28日至2003年3月30日，浙江省审计厅对浙江东方2001年1月至2002年6月的财务收支进行了就地审计，并于2003年11月29日出具了《审计决定书》。

　　《审计决定书》认为，浙江东方以公司员工家属名义持有的挂名股（共计16874592股，为浙江东方第一大流通股东）为国有资产，应全额上缴浙江省国资委。这些股份是1993年度、1994年度、1995年度，浙江东方分三次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用于内部职工增股形成的，其中，1993年度、1994年度的增股已经分配。浙江东方表示，公司将1995年增股未分配部分，连同辞职、辞退人员收回的股份和1993年、1994年职工奖励股结余股份，挂在公司员工家属名下是为了用于对后续进入公司的业务骨干的激励。

　　《审计决定书》还认为，固定基金形成的股份及收益，也应上缴省国资委。截至2004年年底，浙江东方第二大股东浙江天业投资有限公司（由浙江东方工会持股）持有公司法人股1548.29万股。而天业投资对浙江东方的原始投资额来自公司成立以前的职工福利基金和固定基金。涉嫌违规贷款东方创业副总被“双规”

　　昨日，记者经过多方查证，终于得知刚刚被免去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创业”）副总经理职务的陶洪，已经被有关部门“双规”。

　　1月12日，东方创业公告称，该公司于1月11日召开董事会，免去了陶洪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但对于陶洪的免职原因，公告只字未提。

　　而和陶洪同一天被“双规”的还有东方国际香港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国际香港”）总经理毛惠中。当日，她刚刚参加完一个朋友的婚礼，一回到家，旋即被有关部门带走。

　　东方创业和东方国际香港都是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国际集团”）的子公司。东方国际集团成立于1994年11月18日，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商之一。

　　对于陶洪被“双规”的原因，东方创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只知道陶洪被“双规”，但具体因为何事却不得而知。知情人士透露，陶洪之所以落马，与东方国际集团前董事长王祖康、副总裁王龙坤（兼任东方创业董事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9年，由东方国际集团提供担保，其子公司东方国际香港向光大集团贷款2000万美元。时至今日，这笔贷款连本带利已接近2400万美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目前，光大集团已在香港起诉东方国际集团，要求归还贷款及利息。知情人士透露，陶洪之所以会被“双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该笔贷款的问题。

　　3亿元巨资失踪

　　东北高速董事长被拘

　　1月15日，东北高速公告称，公司3亿元巨资存在中国银行不翼而飞，董事长张晓光因涉嫌挪用公款，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东北高速在公告中披露，截至2004年11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询证函回执，确认公司在河松支行的两个账户中共有存款余额29337.62万元。但2005年1月4日，公司领导和财务部经理、出纳员去河松支行对账，河松支行出具了公司截至2004年12月31日的电脑打印的银行对账单。结果显示，公司两个账户中一个账户余额是4.32万元，另一个账户余额是2.99万元，其余存款去向不明。同时公司得到子公司黑龙江东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报告，称其存于该行的530万元资金也去向不明，公司在知晓此事件后，立即向各位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报告此事，同时到吉林省公安厅、黑龙江省公安厅报案。

　　2005年1月10日，公司再次接到东高投资的报告，知其存在大庆市农业银行的履约保证金2427.98万元去向不明。

　　有知情人士分析，此次资金失踪与东北高速进行期货炒作有关。据公告，东北高速2002年7月向东高油脂提供流动资金4亿元，资金来源为银行信用贷款。其后，有共计3.18亿元的资金通过东高油脂进行了期货交易，共获利8000多万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期货交易过程中，既有以公司名义开立的6个法人账户，也有16个以其他法人甚至个人名义开立的账户。此番资金失踪，可能有一部分流入期市，最终血本无归。

　　涉嫌欺诈发行股票

　　山东巨力前董事长遭起诉

　　同样在1月15日，山东巨力公告称，1月13日其收到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该起诉书称，山东巨力虚增1999年利润1614万元，骗取配股资格，于2001年在深交所配售1149万股，每股发行价13.9元，募集资金15971万元，其行为涉嫌欺诈发行股票，山东巨力原董事长、原财务处副处长被提起公诉。本案将于1月26日在奎文区法院开庭审理。

　　对于“原董事长、原财务处副处长”究竟是谁，公告没有披露。据悉，被公诉的原董事长可能是王清华，他于1998年至2003年出任山东巨力董事长。王清华有个外甥叫谭志强，曾任山东巨力证券办公室主任。1998年到1999年间，山东巨力向职工承诺高额回报，集资数千万元投资二级市场，最后导致巨亏。

　　2003年，由于偿还职工集资款的巨大资金压力，山东巨力被迫引进北京盛邦投资公司作为其大股东。但北京盛邦在入主之后，发现了上述违规行为，遂向媒体及监管部门提供了相关证据。北京盛邦的做法遭到了山东巨力总厂及潍坊市政府的抵制，巨力总厂欲将北京盛邦驱逐出山东巨力，随即引发了双方的股权之争。2004年1月12日，证监会济南稽查局通知山东巨力，因其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就查出了山东巨力骗取募集资金的行为。

　　在公告高管被公诉的同时，山东巨力还发布预亏公告，预计2004年将出现亏损。山东巨力已连续两年亏损，即将被ST。

　　公司高管为何铤而走险？

　　从创维黄宏生被捕到伊利高管集体被拘，再到东北高速、东方创业等公司，这些大公司的最高管理人员，他们为什么会铤而走险，触犯法律法规？

　　违规的成本太低

　　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企业高管违规的成本太低。目前，国家对公司治理规范性的重视还不够，仅仅是发一个公司治理准则这样形式化的东西，法律法规并没有落到实处，违规成本也很低。比如东方电子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隋元柏提供虚假财务报告被抓起来也不过是罚款5万，判刑两年，违规成本太低就会导致一些高管铤而走险。如果将来出现集体诉讼，让违规的高管不仅承担三五万元的这种小惩罚，而是判个十年八年，甚至让企业破产，大家就不会轻易选择冒险了。

　　另外一些企业高管的法律意识也非常淡薄，以为出了事找找关系、找找领导活动一下，很多法律就可以不执行了，这与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在执法时人情味太浓有关系，这种环境会让很多高管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因此对法律、法规比较漠视，比如伊利事件司法部门的及时出手就给了很多高管一个很好的警醒作用。中国的法制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些观念不是上两天课、做几天培训就能够建立起来的，总要出一些银广夏、东方电子、伊利这样的事情，大家才会重视，这也是市场化进程存在结构性缺陷所付出的代价。

　　存在结构性缺陷？

　　在伊利高管被拘事件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副董事长兼执行运营官、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公司证券业务代表等人集体参与到了舞弊事件中，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否在公司管理制度上存在结构性缺陷？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培敏认为：现在上市公司有一种情况，就是董事会内部董事的比例偏高，所谓内部董事就是既在企业经营班子任职又是董事会成员的人。企业的经营活动讲究权力集中，讲究领导与被领导，但是在董事会则是民主制度，不存在董事长领导董事、董事服从董事长的问题，一人一票，而董事会内部董事太多，就会把经营班子的权威性与服从原则带到董事会，形成董事会的一言堂，这样董事会也就发挥不到原有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国家应该限制董事会内部董事的比例，多增加外部董事。

　　外部董事就是大股东或者是第二、第三股东派进去的，但是这种董事也应该有约束和激励机制。比如一些国有资产派进去的董事，因为激励机制不健全，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不愿意得罪董事长或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比如伊利董事会的某些董事，不可能对于郑俊怀等人的犯罪问题一点察觉也没有，他们本身虽然没有参与犯罪，但也存在着不作为的责任，而之所以不作为，就是因为缺乏有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所以他们不愿意得罪人。

　　编辑：陈衍晖　校对：朱珊

　　《江南时报》 (2005年01月18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