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啸捐赠热潮全景透视

　　2004年12月26日，当地时间上午7时59分，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了世界近200年来最惨烈的海啸灾难：滔天巨浪中，16万多人失去生命，50多万人受伤，100多万人家园不再，流离失所，近200万人需要食物、净水和医疗救援……

　　在这场世纪大洪荒的浩劫面前，世界为之动容，并纷纷向东南亚和南亚受灾国伸出援助之手。中国，也同样出现了堪称历史最大规模的跨国界民间捐赠热潮。短短十天时间里，仅广州市就为印度洋海啸灾难筹募捐赠款项1000多万元。有人可喜地形容，在这场捐赠潮中，中国公民已经获得了世界公民的视野和胸怀，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民间的捐赠机制也在这次捐赠大潮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广州也不例外。

　　感动篇

　　十天捐款千万的羊城速度

　　普通民众爱心热潮汹涌

　　位于西湖路99号的广州市民政大厦，以往大多时候都显得较为冷清。然而，在这个猴年的岁末，却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一拨一拨的市民开始匆匆走进这幢大厦。他们都是冲着大厦八楼的市慈善会而来的，冲着印度洋海啸灾难的捐款而来。

　　1月11日，在市民政大厦八楼右侧的一间大办公室里，两名工作人员正在接受捐赠。6岁的小朋友陈洁彬由姑妈带着，专程从芳村辗转乘车来到这里。小家伙将平时积攒下来的101块钱小心翼翼地投进了桌上的筹捐箱。姑妈陈女士在一旁解释说，小洁彬原本一直住在加拿大，最近刚回广州，看了海啸报道特难受，闹着吵着非要亲自来捐钱。

　　相隔不远的市慈善会基金处，三名工作人员忙得一塌糊涂，连午饭都来不及吃。基金处负责人王小姐介绍，这里自从1月3日公开接受海啸灾难社会捐款以来，就“一直忙不过来”，“4号到9号最忙的时候，一天要接好几百个咨询电话，经常是一放下就响”。同时，每天光来自全省各地的捐赠汇款单就有300多份，前来现场捐赠的市民更是络绎不绝，多的时候要排队。眼下，为方便市民捐赠，市慈善会的捐赠点已专门移到了另一间大办公室，基金处也从别的科室调来了三个人手帮忙。

　　在市区各慈善会、红十字会等多处接受捐赠点，每个工作人员都能说出一大串感人的故事：一位患尿毒症的市民，通过邮局汇来了300元的爱心款，并附言“病痛让我知道了生命的可贵，希望这点帮助能对灾民有用”；一位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的老人杨先生，给慈善机构打来电话，请求工作人员上门去取他的1万元捐赠款；一个光头、坚持不留姓名的广州年轻人，一次性捐出10万元，成为全市迄今为止最大一笔个人捐款；惠林智障学校的老师带着两个聋哑学生，亲自将一个大大的募捐箱送到了捐赠点，里面全是一毛、二毛、五毛的零钱……

　　一位在现场接受捐赠的工作人员，讲起自己每天经手的成千上万市民的爱心款，感慨道：“我们只剩下感动了，因为有些前来捐款的市民看得出来真的不算富裕。”

　　义演义卖此起彼伏

　　如果说广州普通市民的踊跃捐赠是一股股暖流暗涌的话，旧历春节前夕，市内各大单位和商家在这次民间捐赠热潮中的表现则要热闹红火得多。市红十字会统计，自去年12月31日市区慈善机构和红十字会正式公开接受社会捐赠以来，已有商家或单位与之联合举办了10多场义卖义演筹集募捐活动，各市区慈善机构组织的义演活动也此起彼伏。

　　这几天一直在市红十字会帮忙的志愿者魏华介绍，元旦后不久，她就到一家皮具城参与筹款募捐活动。“我们拿着募捐箱在各个档口前走过去的时候，很多档口老板还不理解，我们就耐心解释，等我们再走回来，就有人开始陆陆续续向募捐箱投钱了”。

　　12日下午，市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刘进兴掰着指头数了一下近日的募捐活动，“有广州酒家的义卖拉肠活动，有在农讲所广场举行的赈灾义卖，有毕加索珍迹慈善义展……总之很多”。与此同时，在荔湾商业步行街举办的“四海连心粤韵情”大型赈灾义演，由于有红线女在内的众多粤剧名家参与，当场便筹款过百万。

　　除各种大大小小募捐活动外，市内各大单位的捐赠行动也十分迅速。省总工会宣传处负责人周四根讲，4日早上，省总工会接到省直机关的紧急募捐通知后，马上开始动员募捐，到下午4时左右，省总机关138名职工就捐出了20多万元善款。同样，仅用两天时间，中大及其附属机构就共接受了66万元的捐款。

　　截至13日下午，市慈善会共接受各大企业、市民捐款198万元，市红十字会共接受各类捐款800多万元。

　　遗憾篇

　　投诉电话频频昭示不足

　　突如其来的印度洋海啸灾难，掀起了一场同样突如其来的、轰轰烈烈的捐赠热潮。在人们争相慷慨解囊的同时，种种不够规范的捐赠行为也逐一浮出水面，从报社接到的报料电话来看，有人对急切追风心理下的限额捐赠产生反感，有人对一些未经公示募捐点“莫名其妙”出现的募捐箱质疑，更有人追问，今年商家的促销牌是否改打捐赠秀了呢？

　　我们应当看到，在这场捐赠热潮中绝大多数人的捐赠行为是凭着自发的爱心冲动，是一种关怀苦难者关怀邻国的义善之举，但是，长期以来挂靠政府部门、缺乏独立运作的各级慈善机构(NGO)，在面对汹涌爱心时所暴露出来的不完善之处，以及一些社会单位在试图组织公众捐赠时遭受的困窘，仍昭示了我们与一个成熟的社会慈善机制之间的距离。

　　获得捐赠发票的只是少数

　　“对每一位前来现场(市慈善会)捐赠的市民，我们一般都会给对方开出专用的捐赠发票，除非捐款人明确表示不要”，市慈善会基金处王部长说。“另外，按照上级机关要求，每天下午两点前，我们必须把当天的捐款额上报给省慈善总会，每周四将善款集中全部划转省慈善总会。”王部长称，捐款人多时，一天内光50页一本的专用捐赠发票联就会用去30多本。

　　但是，市慈善会和红十字会也承认，对于市民八元十元的小额捐款，或者在形形色色的义卖义演活动中现场募得的零散捐款，一般是不会给捐款人捐赠发票的，捐赠人也很少有如此要求。而在市红十字会一周的捐款账单上，记者还看到大量的不留名捐款，比如署名“爱心”、“乐善人”、“陈氏合府”、“汤妹”等的数千甚至上万元不等的捐款。

　　在省民政厅颁发的紧急文件中，记者也看到有“切实加强捐赠款管理……务必做到手续完备、专账管理、专人负责、账款相符、账目清楚。接受捐款要捐款人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据和感谢信”相关规定。然而，据记者了解，真正能拿到捐款发票的捐赠者在全市捐款大军中还是少而又少，感谢信和捐赠证书就更凤毛麟角了。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禾对此认为：“这跟中国人积善不留名的传统美德有关，但相关部门还是应当主动完备捐赠手续，增加相应监督机制，因为这毕竟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一种爱心捐助行为，是负有社会责任的”。

　　强制捐款，否则罚站？

　　就在广州市民热情迸发、踊跃自发捐款最热的7－9日，本报连续接到有关捐赠的投诉，如有母亲投诉孩子在学校被强制要求捐款，有公司员工投诉其所在单位组织的限额捐款。经了解，这些被投诉的单位，多数规模都还不小。

　　某大型家电卖场在全国范围内下达通知，要求员工至少捐200元，促销员至少捐50元。“这只是一个倡议的数字，并非硬性规定。”在接受记者调查时，该企业广州总店广宣部经理如是说。但记者从该卖场多个分店的员工那里了解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晨会上经理对大家说，可以向公司财务部门写借条，借条已经帮我们写好，我们只需签一个名。”员工李小姐告诉记者。李小姐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五六百，她说自己若捐两百，生活实在成问题，因此一直不肯签名。而在另一家分店，记者看到一名不愿意捐出50元的促销员刚从经理办公室走出来。”我没捐，据说不捐就炒。“他一脸晦气，大为不满。事实上，由于这项规定实在不得人心，该公司很快也就不了了之。

　　而在被投诉的东风东路某小学，一年级四班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班上捐了300元以上的同学受到表扬，捐10元以下的却被罚站，忘捐钱的还要被罚补交100元。

　　募捐箱遍地开花的尴尬

　　全市募捐活动轰轰烈烈，一时间募捐箱也似乎遍地开花。逛街时专卖店里有，上班时单位有，下班回家时小区里也有……近日，一些市民还就随处可见的募捐箱打来电话投诉，质疑其合法性。

　　新港街道办事处攀桂小区门口，记者看到保安亭旁边就摆放了一个自制的募捐箱，上面盖有居委会的印章。“有的居民会不记名地投钱进去，有的则直接送到居委会登记签名”，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募捐箱白天由保安看管，晚上则会收回居委会。这个外面用红纸封过的纸皮箱，投钱口窄小，但要从中取钱只需撕破红纸即可。

　　居委会辖区内的小企业、店铺和住户，是居委会募集捐款的主要对象。“我们辖区共有90多间店铺，算是比较少的了”，新港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一居委会金雅苑居委，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解了整个捐款工作的过程：街道办事处收到发动群众捐款的通知后，传达给各下属居委会，居委会再在社区公告栏张贴动员通知，或下派通知辖区单位，让辖区单位或居民主动上门来捐款。所有收集起来的捐款资金再层层上送，最后由街道办事处统一划入市红十字会捐赠账号。尽管大多居委会都有相关的捐赠明细表，但针对众多不肯留名市民的捐赠款去向，显然让一些市民依然心里不踏实。

　　另外，越秀区慈善会在北京路举行义卖活动时，曾在两家参与活动的专卖店中设置了募捐箱，这些募捐箱马上引起了一些不明就里市民的疑虑，本报当日就接到市民怀疑其合法性的报料。事后证明这些募捐箱完全可靠，但这种疑虑至少说明了在社会一片捐款的热潮中，市民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冷静和警觉。

　　免税优惠响应者寥寥无几

　　捐助爱心款，其实还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一定的优惠。相关政府文件显示，2000年即有对中国志愿者协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社会团体捐赠给予相关税务减免的规定，但普通市民对这一优惠显然感觉迟钝。

　　广州市地税局解释，按国家相关政策，凡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民政等公益事业或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可享受应纳税额一定限度内的税收减免。具体来说，通常情况下，个人捐赠，其捐赠额在个人应纳税收入30％额度以内的，免除捐赠款项的应缴个税，对于超出30％额度以外的捐赠款不予免税；企业捐赠额在企业应纳税收入3％额度以内的，免除捐赠款的应缴税额，超出部分不予免税。

　　同时，记者还了解到，由于市民选择的捐赠机关或捐赠项目的不同，在税收的减免方面，个人或企业享受到的优惠也是不同的。比如到省慈善总会的捐赠，其捐赠款企业和个人均可享受全额捐赠款的免税，到市慈善总会的捐赠款则只是按个人30％额度以内、企业3％额度以内减免税收；对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捐赠款企业、个人都是全额减免，而对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宣传部分)的企业捐赠款则放宽至企业应纳税收入10％以内均可减免。

　　尽管相关文件规定早已出台，但真正去税务部门办理相关减免的个人或者企业却是少而又少。在某中学任教的李老师这次也拿出了1800元捐给印度洋海啸灾难，几乎捐掉了她月收入的一半，对于个税减免，吴称：“感觉去办好麻烦，不知去找谁，再说钱肯定也免不了多少，干脆就省了”。记者发现，持此态度者，普通市民中是十有八九。

　　一些参与了捐赠的企业竟然也不知道相关税收方面的优惠，一教育集团老总信先生表示：“即使知道有相关规定，也不会去做，因为目前在国内实施政策的成本太高，就像花一块钱去做五毛钱的事一样，不太值得”。

　　专家建议

　　“捐赠机构可引入第三方督算”

　　面对眼前纷纷扰扰的捐赠热潮，相关法律界人士指出，不能否认的是，目前印度洋海啸所引发的社会大捐赠热背后，其实还存在一些社会善心机制上的缺陷或需要完善的地方。“只有做到了整个捐赠过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才能鼓励社会向善，推动社会良心的进步。”

　　广州中诚律师事务所主任许奋飞则认为，从法律角度来看，首先捐赠主体必须严格甄别，在接受捐赠之前，就应该由相关部门或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指定的接受捐赠单位、地点，或捐赠账户等，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摆上一个募捐箱就可以接受市民捐赠的。另外，从捐赠程序来看，要做到公正透明，最好由接受捐赠单位委托第三方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对其日常接受捐赠的情形进行监督核算，捐赠结束时要对整个捐赠进行财务审计，并将捐赠款项去向向社会公示。

　　至于接受公众捐赠过程中，接受方应向捐赠人开具捐赠发票、捐赠荣誉证书、使用统一指定的募捐箱什么的，都必须规范，最好一样都不能少，“因为即使捐赠人是完全信任而来主动捐款的，但这种行为毕竟不同于向寺庙捐钱，接受者是需要对社会负责任的”，“而且无论捐多捐少，都应该颁发一定荣誉证书，这样才可以鼓励更多的良知，更多的善举”。

　　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蔡禾则对目前如此大规模民间捐赠潮中政府所起到的组织作用，十分强调。蔡认为，在当前国内包括宗教协会在内的各类社会慈善组织十分薄弱的前提下，没有政府的组织与推动，是不可能形成如此捐赠热潮的。另有相关专家则指出，捐赠热说明随着中国国力的和平崛起，中国民众也开始具有了世界视野，而且搞市场经济多年的中国民间也并非道德冷漠，相反却大有积善仁爱之心，希望以后待民间慈善机构成长成熟后，能更多地对国内灾难、身边灾难多一些爱心。

　　(A04－05版)采写：本报记者　杨晓红　吴淑华　陈仕相　摄影：本报记者　方谦华

　　图：

　　广州民间各界人士积极为赈灾捐款的场景。

　　孩子们也加入到捐款大军中来。

　　捐款程序怎样透明化吸引着人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