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塔山为何命运多舛？

　　1979年后红塔三代领导者直接决定了红塔山的命运。

　　褚时健：专一带来成功

　　在褚时健时代，一切似乎有条不紊。在上游原料产品上，褚和农民建立利益联盟，把“第一车间”放在农田。他不时还到田间和烟农聊天，甚至和他们共同劳动。作为他们“利益联盟”的经典案例：褚从财政部要到政策，每年从红塔集团的税利中抽出20亿至30亿元资金返还烟农，这部分资金不计入红塔的税利，而是计入红塔的成本。

　　很多年以后，褚向记者解释了当时的做法。他说，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提高农民收入，使利益分配趋向合理；另一方面，烟农收入多了，实力增强了，就能种出更好的烟来，红塔的原料就会一天比一天好，竞争力一天比一天强。成本链的拉长反而进一步壮大了红塔，这是褚时健的辩证法。而褚离开红塔后，烟农再也没有得到这么好的待遇。

　　褚还认为，要做大红塔就要共同做大云南的烟草业，一强俱强，产生聚合效应。正是这样的思路指引，他的几个得意门生姚庆艳、魏剑、邱健康分别被派到昆明卷烟厂、曲靖卷烟厂和红河卷烟厂。这三人后来成为这三家卷烟厂崛起的关键人物。云南烟草税利一度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

　　值得一谈的是褚时健的品牌经营观。不管市场多么紧俏，那时的红塔集团只生产一个规格的红塔山。红塔山的配方、包装在褚时健执掌红塔的18年间自始至终没有动过。一年前，他对记者阐释了他的品牌经营观。他说，品牌就是还没有购买就知道它是什么的东西，是始终如一的。品牌只有价格的变化，没有品质的变化。

　　字国瑞：多元化经营失败

　　红塔山的灾难似乎又伴随着另一个人———褚的接班人字国瑞。

　　字对褚的战略有延伸的地方，但理念和出发点不一样，比如多元化投资。褚时健建造多元化战略的目的是把红塔“用不完的钱”用来再造一个红塔，是扩张形态的。但字的多元化目的是规避烟草单一产业风险，表面扩张实际上是对主业信心不足。

　　字有对褚时健理念和思路改造的地方，一是对红塔山配方的改变，字试图在红塔山的口感上下工夫，但结果导致了红塔山产品的大量积压。另一个改变就是对品牌经营策略的改变，不再固守“始终如一”的理念。1999年，字又推出一款红塔山———就是目前出了问题的红塔山（金），后来再接连推出15mg世纪红塔山（软、硬）。这看似品牌的扩张，实际上却对红塔山品牌形成不断的消解。多个规格没有使红塔山的销量走高，反而锐减至30万箱。

　　姚庆艳：面临品牌信任危机

　　字离开红塔后，云南省原组织部副部长柳万东携姚庆艳入主红塔，一开始即对字的战略进行否定。回归主业是红塔新战略的起点。

　　柳、姚二人入主红塔后，又推出了10mg铂金红塔山（硬盒）、15mg新红塔山（硬盒）。于是，红塔山目前出现四个系列5种规格。但现在推出，和字时代推出的理念上已经不同。字的时代，红塔山是强势品牌，到柳和姚时已经面目模糊。柳、姚连推新品种可能是希望用新品种取得突围，这可能和姚庆艳在昆明卷烟厂时成功推出“红云烟”突围以前的“云烟”品牌的经验有关。

　　但是，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多规格必然对品牌形成消解，这样，做大品牌在主观上形成了障碍，无法提高单一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这正是中国烟草难做大的根本性问题。另外，单品种下的多规格布局，任何一个规格出了品质问题，必然损害到整个品牌。这次红塔山的信任危机正是由此产生。

　　褚时健近况

　　离开企业近十年，褚时健的名字依然会唤醒许多人对他那段近于传奇生涯的回忆。

　　近日，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褚时健声音不高，语速缓慢，不时擦去眼角的泪水———风沙眼。“我今年77岁了，过去的事我根本不去想，不如意的东西越想越多，想它自己找麻烦不是？”对于目前与他背景相似的企业家（如郑俊怀等）相继出事，他并不大知道，甚至连伊利也没有听说过。“离开企业十几年了嘛，兴趣应该是减了。”而听到张瑞敏、倪润峰的名字，他会频频点头，表示知道。他觉得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共性是对事业的忠诚。

　　对于大家对自己的尊敬，褚时健说：“应该说这些事情，掌握规律后别人也能做到。这个我看得很平淡了，如果历史往后延长一点，还是有人会出来把它做好。”

　　关于褚时健，最普遍的评论是“如果当初给他多少多少钱，他还会那么做吗？”褚时健不同意这种说法。“那时候我们一年挣三四万元工资，干得还是很高兴，还在想企业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当时我们的动力主要是，哪个说中国人的企业做不过外国人？发几万块钱算个哪样？底下扫扫地都比那个多（笑）。现在年薪制，工资提高了几十倍，也还是有你说的问题存在。还是要靠法制，要有明确的规定，随意性大就麻烦了。”

　　“作为企业家，我对褚时健是尊敬的。但是他拿国家一分钱也是不对的。”对王石的看法，褚时健表示同意。

　　李经纬、郑俊怀等与褚时健背景相似，但他们的要求与褚已大有不同。褚时健不知道管理层回购（MBO）之类的概念。“哦，现在年薪不能满足了。”听完解释，他说。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企业家们拥有企业的股份并不是坏事：“那终究是社会的资本。你现在说资产流失，要是不改制过几年统统不在了，也没人说流失了。而且法制健全以后，遗产税可以拿走他40％、50％，最高可以到80％，请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样就保证了社会公平，又没有浪费资源。”

　　《江南时报》 (2005年01月19日 第十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