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蓉娣/文蒋雷/图
辽宁省延边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50万元，到朝鲜赌博并潜逃事件被曝光后，延边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出台新规定，旅行社将对参与朝鲜“英皇休闲游”线路的旅游者进行身份调查，公务员出境须经单位“一把手”签字（《新京报》1月15日）。
推出公务员出境须经单位“一把手”审批的紧急措施，无疑有利于避免因监管“真空”而诱发“越轨”豪赌现象。然而，在加强对普通公务员的出境审批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更应成为监控重点的“一把手”出境现象，却似乎可以超脱于规定之外。试问，如果“一把手”也想出境豪赌，过一把“英皇休闲游”的瘾，是否只需自我审批，自己签字即可？如果不是这样，那又该由谁负责审批？作为一种制度制约，注重对“一把手”的监督理应成为题中之义。如果监管的眼光仅仅限于对下而不对上，一出问题就把“一把手”的权力无限扩张，放任“一把手”为所欲为，必然成为设计上的一大败笔，而使制度监督流于形式。
应该看到，领导干部挪用公款、境外赌博现象之所以呈现蔓延之势，与目前存在的“一把手”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密切相关。从已经披露的官员海外豪赌案件中，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敢于在赌桌上一掷千金而心不惊肉不跳的，绝大多数都是大权独揽，说一不二的“一把手”。试问，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前提下，仅凭公务员出境须领导签字制度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措施，又岂能约束得了“赌胆包天”的“一把手”呢？
权力一旦进入了相对真空层，腐败的阴影就会绝对罩住它。只有在党内建立一个非常健康、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才是防范境外赌博等不良行为的一剂良药。如果不是从制度监督着手，却把根除干部境外赌博之风的希望寄托于对“一把手”审批效力的迷信上，其结局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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