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办博物馆之体制困局(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9日12:06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冬日的萧瑟更显出遗址的落寞。

如何走出资金及体制的一系列困局，一直是迫切待解的谜局。

　　记者吴飞实习生冯蓉文／图

　　曾在全国考古界创下五个之最并轰动一时的秦公大墓，被发掘后却因历史的巧缘而沉寂。13年后，当地农民自筹资金在大墓遗址上建立起全国首家民营博物馆，使之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如今，这座已运营4年余的博物馆却在从文化资源向旅游资源的转向过程中，因体制的拘囿，面临无力继续开发，甚至连遗址保护也受到影响的尴尬境地，由此引发出一个需要我们迫切正视的问题———

　　“农民博物馆”的尴尬

　　1月7日，宝鸡市凤翔县南指挥村。失去了关中道的庇护，渭北高原上的寒风显得肆虐了点儿。前些天的积雪在田间背阴处仍没有消融。

　　按照路牌指示，辗转步行半个多小时后我们仍未找到此行的目的地。若不是路人指引，隐没在一排麦垛之后，用青砖围起的建筑很难被发现，而门可罗雀的场景更显出它的萧条。迎风猎猎作响的角旗上绢绣着的大大“秦”字提示，这里就是记者要找的秦公一号大墓遗址博物馆。

　　“博物馆是我们南指挥村村民从1998年开始，自筹243万元资金于2000年8月建成的……”馆长赵生祥介绍说，这座是我国首家由农民创建的博物馆。农民投资保护并复原了秦公一号大墓墓室和100多个殉人葬具及几十件陪葬器物，建造了480平方米的椁室陈列馆和一批仿秦式门楼、阙楼以及硬化道路等基础设施。博物馆运营4余年来，年均游客量在5万人上下，其中外国游客占到13％。

　　“馆里每年能收入近10万元，用于非文物保护的基本维持费用就要5万多元。”赵馆长的话中透露出对博物馆运营现状的不满，“从遗址文化价值看，它在周秦文化旅游中占重要地位。要想靠目前有限的收入进一步向外推广，实在很困难，农民的资金力量太单薄了。”为了能有效利用资金收入，馆里只得从村里雇了6名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每人每天8元工资，其中一些还要在游客多时担起导游解说的工作，展厅中的灯只有当游客进入时才打开。最令工作人员揪心的是，由于资金匮乏，占地5334平方米的大墓遗址护壁在两年前开始滑坡，2003年的大雨更使墓室出现了积水。

　　不可否认的是，当初农民集资建博物馆，看中的是经济回报，但他们的行为却在客观上有力促进了大墓遗址的保护。

　　经营遭遇困难后，农民们想到了继续开发新的旅游看点，以促进对遗址更好保护。博物馆经积极申请，在获国家许可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大墓东墓道南侧发掘了一座车马陪葬坑。该陪葬坑内有车辆、马匹、驭手将士、殉奴，及众多陪葬品。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一旦成功发掘将再次创下考古界之最的车马陪葬坑，其发掘工作已经停止。

　　“钱！就缺40万元盖保护大棚了。要不，发掘出的文物无法得到保护就愧对后人了！”用赵生祥话说，博物馆现状是“后续开发无力，遗址保护艰难。投了资的农民进退两难。”

　　尴尬源自“生不逢时”

　　在投资的南指挥村村民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要不是大墓‘生’不逢时，国家会更重视，也就轮不上农民开发保护。”

　　据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介绍：“现在看来，秦公一号大墓的文化价值相当重要，它是考证秦国存在奴隶制度的有力物证；完整出土的‘黄肠题凑’（一种棺椁名称）证实了史书上的记载，目前也是全国惟一一个高等级棺椁；规模之大为全国之最，其布局反映了先秦时蕴涵的反传统礼制和恢宏气势；发现的殉葬人数之多，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少有。它让人们在短时间内直观的感受了解到奴隶制社会……据此，研究人员对秦国历史予以了重新估价。”

　　对大墓“生”不逢时的说法，曾负责该墓发掘的韩伟未表示完全反对：“从1974年开始的两年时间里，考古队先后发掘了一批存在殉葬痕迹的小型墓葬，但要获得更有力的佐证，必须发掘一座王侯级大墓才能有说服力。”

　　“1976年11月，考古队正在灵山（音）一带寻找史书上记载的秦国大墓，在一旁观看的南指挥村村民靳别信出于好奇，从队员那里得知可凭是否存在夯土层判断墓葬位置。靳别信随口一句‘我们村（夯土层）到处都是’的话立即引起我的注意。”随后在南指挥村的发现，的确令韩伟带领的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大墓呈中字型，为王侯墓特征。40米乘60米，这只是第二天队员们测出的墓室面积。随后，考古队以大墓为中心，在其附近36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14座分陵园，49座大、中型墓葬和车马坑。由此确定了史书记载的秦国建都雍城时的王侯墓葬区位置。”

　　据韩回忆，由于大墓发掘涉及土方量庞大，又不能使用大型机械，队员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发掘，创下了考古界之最。1986年9月16日开棺前后，全国各大媒体纷至沓来，在国内引起轰动。根据出土文物及测量显示，秦公一号大墓墓主为秦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秦景公。该墓长300米、深24米，总面积5334平方米，发现了186具殉葬者。虽经汉、唐、宋各代247次盗掘，墓内还有3500件珍贵文物出土。

　　韩伟说：“当年陕西西部的旅游主要是靠乾陵，寻找秦公大墓的另一个目的，也是希望有大的项目提升一下西部旅游。发掘结束后，相关部门已对秦公一号大墓的保护开发工作做了设计，国家也已决定投入1170万元的资金。正在这时，扶风法门寺地宫佛指舍利被意外发现，考古队被连夜派往发掘现场……”时任南指挥村村支书的赵生祥清楚地记得，考古队连夜撤离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文物大部分被运往省历史博物馆及秦兵马俑博物馆异地保存。大墓遗址则被遗忘了近13年，直到他们自筹资金建起博物馆，才再次得到外界关注。

　　“导游”也有尴尬

　　“当地农民将文物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化，兴办起博物馆，勇气让人钦佩。”退居二线后任陕西省政府参事的韩伟，一直留意着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的消息，“陕西的文化旅游资源太丰厚了，许多文物遗址还没有充分体现出它的历史价值，诸如汉长安城、未央宫、灞河古桥等，有着和秦公一号大墓类似的文物资源，正等待寻求好的方式向旅游资源转换。”

　　无独有偶，西安市政府研究室的冯武斌先生，不久前向记者讲述了他遇到的一系列尴尬经历：去年的最后一天，同乡来电话说有位日本朋友想拜谒汉霸陵，但学历史的冯武斌确实也不知汉霸陵身居何处。到达纺织城后，他一连问了当地五六个居民及交警，竟无人知晓。后来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才确定了汉霸陵在距纺织城不过二、三公里的地方，但因没有指示牌，又折腾了半天才在老乡指引下找到。

　　冯武斌说：“日本朋友走了，留下的不是我个人的尴尬，而是西安作为国际旅游大都市的尴尬。”如冯所说，西安的尴尬实际上也是陕西文物旅游产业要应对的尴尬，诸如汉霸陵、汉长安城以及秦公一号大墓这样的遗址处在这样一个文物资源丰厚的省份，它们与兵马俑、乾陵等相比所能获得的重视程度是有限的。

　　作为政策研究人员，冯武斌提出一些想法：要改变这一尴尬，须加大公共财政向文物保护方面的倾斜力度，或从城建等口挤出资金用于文物保护；如资金确有困难，可先由市政府在文物所在地设立保护牌，同时由政府和大企业合作完成绘制西安及周边地区所有文物、旅游景点精细图，表明文物、旅游景点所在位置，放在网上、街区的多媒体信息屏，或单页、编册出版投放于各大饭店、宾馆、旅游点等。同时，在主要交通路口和文物、旅游景点路旁设立指示牌和景点简介，使旅游者方便、顺利地到达想要去的地方。

　　加强市场化是应对“良方”

　　2004年6月6日，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和文保司司长关强在秦宫一号大墓遗址博物馆视察，就遗址保护和车马坑发掘问题表态，充分肯定了当地农民对文物保护的积极性，但也提出，大墓遗址和车马坑的发掘保护需大量资金，单靠农民承担不起。可民办博物馆申请国家专项保护经费，先要解决的是体制问题。赵生祥提出了博物馆实行国家、集体股份制的整合方案。

　　针对赵生祥提出的这种资金整合方式。省旅游局规划发展处处长赵明说：“杭州雷峰塔遗址的保护开发采用了企业和政府合作的方式，效果不错。最大限度的发挥了遗址的社会效益。”但对我省的类似实施情况，赵处长用了“很艰难”三个字概括。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旅游作为陕西的支柱产业、特色产业需要长期的战略考量，既然是产业就要有项目支持，而目前旅游线路的单一性致其发展无后劲。赵处长分析认为：“我省文物资源与其他省有所不同，地面建筑少，遗址性文物多。开发上必须同时兼顾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他表示对这类资源的开发，还存在不少困惑。西方国家对遗址类文物的保护开发采用简单的放置方式，但遗址建筑的材质和国民文化素养的客观条件允许他们可以这样做。我省则不同，相当量的遗址材质耐久性不强，周边整体环境也不具备条件，和国外存在差距。

　　“我对农民自办博物馆持赞同意见。但由于文物资源的特殊性，其投入完全靠国家是不够的。要看到，民营博物馆自身存在的局限和市场存在差异，因此可开拓性较差。”

　　对文物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化的迫切性，赵明提出：“我们不再继续深入转化，就文物自身的发展保护都会受到影响。在市场化体制越来越完善的社会，不面向市场，借助市场，自身的完善是不可能的。”

　　可喜的是，据赵处长透露，我省关于文物资源向旅游资源深入转化的问题，在制定旅游业“十一五”规划中已经开始涉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