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如何才能“高质”？

　　本报等主办的高职教育人文论坛引发国内名家大讨论——

　　高职，如何才能“高质”？

　　本报记者　谢苗枫

　　核心提示

　　2004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院校数、招生数、毕业生数已占普通高校的50％以上，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达580万人，比上年增加近百万人。

　　从数量关系式来看，高职教育已占去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另一方面，当以“质”去考量时，高职教育仍难逃脱“边缘化”的尺寸，与其数量形成了强大反差。

　　当教育部提出高教要从“量”向“质”跃进的时候，高职——这个在中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过程中，担当重要角色的教育体系，能不能“高质”、如何“高质”，成为了人们格外关心的话题。

　　近日，一场关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何去何从的大讨论在顺德拉开帷幕。这个由本报、《教育研究》杂志社、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以及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文论坛，吸引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潘懋元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教授等20多位全国知名教育研究专家、学者以及省内外30多所高职院校的代表济济一堂，齐齐为推动我国高职教育改革纵深发展出谋划策。

　　人文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的分割，正是高职院校继续往前发展的一大障碍——

　　高职培养的是“机器人”？

　　据悉，在珠三角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追踪反馈表”收集中，尽管有87.2％的企业对高职毕业生工作技能满意，但只有不足三成的企业对他们的总体评价打上“优秀”。记者调查发现，企业对员工技能和笔试考核的评价仅占总体评价的41％，而个人品质、服务意识等项目的评价则占重超过一半。“换句话来说，无论这名员工技能操作多么娴熟，但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的工作态度、为人处事等方面不够成熟，也不会对其打出高分，或将来委以重任。”一个企业代表告诉记者，“对我们来说，要培养一个熟手其实并不难，只需要多花半年时间就可以。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多高职院校为我们培养出一个个‘机器人’，而实际上，到高职院校招聘，我们更希望能招聘到全面发展的，潜力巨大的员工。”

　　高职教育培养的仅仅是“机器人”吗？由企业抛出的“声音”在高职教育人文论坛的讨论会上振聋发聩。

　　“过去的高职教育定位意识缺失，以为向学生传输的是比本科教育低一层次的文化知识，与职业联系并不紧密，使大部分高职学生就业困难。”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指出，“现在，随着职业教育的不断成熟，这种缺失也渐渐得到填补，很多高职院校在设置专业和课程的时候，已经有意识地以就业为导向。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大部分院校中却‘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他说，“如果一所高职院校纯粹以就业为导向设置专业和课程，而忽略了对学生作为‘全面的人’的教学，当学生走向社会工作岗位，他们可能很容易上手某项技能，成为熟练工，但由于他们在人文素质培养上的缺失，使他们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在激烈竞争中同样处于‘弱势’，最后面临的依然是‘解聘’。”顾明远教授说。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智教授也掷地有声地回应：“我们高职院校出口的不应是‘熟手技工’，培养‘机器人’式的‘熟手技工’是‘培训’，不是‘教育’！因此，肩负教育功能的高职院校都有责任把目光重新聚焦在如何培养一个‘德才兼备’的‘完整的人’上。”

　　陈智认为，人文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完全分割的不争事实，正是高职院校继续往前发展的一大障碍，并将最终导致高职教育受到专业过窄、功利过强、文化底蕴薄弱的制约。

　　每所高职院校都希望通过升“本”来提高“含金量”和“竞争力”，但升的是什么“本”却不得不令人深思——

　　高职出口的只能是“大专”？

　　假如从高职走出来的学生不仅仅是熟手技工，而是技能既娴熟，人文素质又不差的“文武双才”，那么还戴着“大专”的帽是不是有点“冤”？

　　“这正是‘专升本’热潮的强大源头。每所高职院校都希望通过升‘本’来提高‘含金量’和‘竞争力’，但升的是什么‘本’却不得不令人深思。”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潘懋元教授一加入讨论，便一针见血地把我国高职院校生存现状的尴尬症结指出。

　　“为什么在我们国家，高职招生一定要在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之后？为什么本科院校是厅级，而高职等专科院校就是副厅级？这就使得众多高职院校削尖了脑袋也想升‘本’。”潘老说，“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这些高职学校所谓升‘本’都是向‘理论型’综合性大学靠拢，从原来的职业性教育转变到理论性高教中，搭建起‘立交桥’，为学生谋更广阔的出路。但实际上，‘学生能不能跟得上’的接口问题却横在当中；另一方面，当高职院校成功升‘本’后，高教从多样化趋向单一化发展，满足了部分学生和家长对高学历的需求，但却不能满足人才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因此，高职院校可以要求升‘本’，但不是通过‘立交桥’式的转型理论普高，而是要从自身的定位出发，寻求职业教育的往上发展。”潘老斩钉截铁地说。

　　“别的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过‘专升本’的热潮，但不是往理论型大学身上靠，而是一直处于高等技术职业的教育系统中不断晋升。”潘老说，“现代化建设既需要相当数量的高层次理论人才，也需要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各行各业的生产、管理、服务的职业性人才，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成熟的高职教育独立体系去承担。”

　　潘老认为，“成熟”不仅仅是指以就业为导向、引入“双师”师资、灵活课程设置机制，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我国高职教育是否只能定位于专科层次？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高职教育是一种类型，是高等教育大系统中的一个类型，与普通本科高校应该对等的，而不是一种“层次”，不是一种“低人一等”的教育理念，高职教育同样可以培养出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要培养出优秀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让高职教育为建设社会做贡献，顽固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并由上而下地重新建立与世界接轨的新观念，才能做到高职教育“实质”的提升。

　　高素质的“高职生”，应该不只会“机床数控”，还应该懂得“团队合作”，甚至略通“天文地理”——

　　既有“能耐”也有“道德”的现代职业人

　　上海市教科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马树超也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愈来愈相互渗透和结合，涌现出大量新兴的交叉和边缘学科；新的职业岗位层出不穷，劳动性质和职业内涵发生了转变，工作技术不断更新，生产劳动增加了创造性成分，逐步变成了科学性劳动；传统的守业观、终身职业观向终身就业机会观和创业观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职教育仍然固守狭窄的专科层次专业技能教育，显然无法满足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因此在高职教育系统内，从低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向高层次的综合素质教育转变，是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所谓高素质的“高职生”，或者在本次讨论会上所提到的“高学历”的高职生，应该不只会“机床数控”，还应该懂得“团队合作”，甚至略通“天文地理”，有着良好气质的一群技术管理或服务管理者。这一点，不仅是人才市场所需求的，还是整个高教体系的共识。

　　“在我国当前短短三年的高职教育中，要使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又要具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老实说，是不容易做到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对学生进行终身学习的教育，让他们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和志向。”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教授说，“高职院校的学生大都是在中学学业上屡屡受挫的人群，学校首先就有责任把他们培养成为热爱生活、尊重自己的人，还要积极创造空间，让他们的才干得到表现，让他们在平凡中发现美，在服务社会、助人合作中发现美。这样的学生才有可能成为职业教育的生力军，并逐渐使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一重要席位，承担起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责。”

　　顾明远教授更深刻、更具体地提出，高职教育培养的首先应该是一个“现代职业人”，他们既要有“能耐”，还要有“道德”，同时，还要有一定的人文社科知识，清楚自己所学的、所用的对整个社会、对人类到底有多大贡献。为此，高职院校要重新思量模块课程的设置，专业界限的划分，让学生在接受高职教育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技术”的传递，还要是“文明”的传承，正确对待自然、正确对待社会、正确对待他人以及正确对待自己。

　　专家们的观点碰撞着“火花”，而来自业界的声音也同样令人鼓舞：

　　“高职教育的本质是生产优秀生产力，因而它的教育必须从“以人为本”出发。我们一要培养学生民族观念、大局意识等政治思想素质；二要培养学生诚信、守法、团队、勤奋等职业素质；三要培养他们敏锐、熟练等专业职业素质。不同的课程设置不同的学习年限，可以一年半、也可以四年、五年学制；争取不同类别的专业开设不同层次的教育，可以是专科、也可以是本科。实事求是，力争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现代职业人’，也在高职教育中创造出属于我们的品牌，属于中国的品牌。”

　　这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俞仲文办学、治学的一个勇敢设想。而从更长远、更大范围来看，也许，这将会是高职教育发展列车的下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