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顾春
对于当前的孤儿救助体系存在的问题，记者电话采访了浙江省民政厅救灾救济处处长黄元龙，他说，抚养、教育孤儿，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应该归入社会福利范畴。弃婴出现有几个高峰，如改革开放后，打工潮出现的时候；还有计划生育中的超计划人员，这里面以女婴居多。按规定，设区市都有儿童福利院，在农村，孤儿是纳入五保人员待遇的，在没有设儿童福利院的地方，民政找人寄养，对孩子的成长有利，政府鼓励。
在采访中，各民政部门都谈到了自己的难题。像一些合情但不合法的收养问题，比如媒体曾经报道浙江金华一个拣破烂的老人，收养了很多弃儿，但这应该是民政管的事情，擅自收养，这是善举却不合法。正确的做法，是送到儿童福利院去。
民政烦恼不少。比如对一些孤儿，新闻媒体发起“找父母”活动，但真的找到后，却无人愿意支付民政这些年的抚养费。还有就是哪怕知道遗弃儿的亲生父母，民政却没有权利强制其领回。缺乏相关配套制度、财力跟不上，成了民政部门收养的两大难题。
记者了解到，一直在儿童福利院长大的孩子，户口登记在这里，等长大参加高考后，读书或者工作，就成为独立公民。但更多孩子会离开福利院，到各个家庭去成长。这个过程之前鲜见报端，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福利院是个神秘的地方，而一名孤儿如何成长，其实需要社会更多的研究和关心。
而采访有关专家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保密的”收养制度的疑虑。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曹锦清说，儿童福利院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地方，里面的人数、运作情况、制度设置，全部都保密。没有相应的信息披露，社会对这个制度也就很难研究评定。他说，情况为什么不能透明？这种保密，是否出于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没有研究，何来的改进与完善？
想起离开许大妈家时，她忽然追到门口，问：“记者同志，你说，我有没有可能把小朵朵要回来，抚养她？我舍不得这个孩子啊！”小朵朵是许大妈带的最后一个孩子，先天耳道有疾，现在南京市儿童福利院。记者虽然不忍心，但还是告诉她，你没有可能把小朵朵要回来的。是的，许大妈的年龄等条件，已经不符合国家的收养规定，哪怕她非常爱这个孩子，是她将小朵朵从2斤多的小命救回来养到4岁，她也无权继续抚养。
许大妈的故事，也许真的要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不能忘却20余年抚孤的这段真情，也必须正视这个前后矛盾的故事背后的制度———这个制度，不能说让人十分满意，如何进一步完善，把目光更多投向这个偏僻的人群，值得我们长长深思。
《华东新闻》 (2005年01月21日 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