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警察

　　借由这本《我在美国当警察》的讲述，以及互联网和报刊连载的传播效能，石子坚在短期内给众多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美国当警察的故事，甚至被一些讲究实用的传媒归纳到“职场故事”里了。

　　这确实是个成功的职场故事。主角是一位中国人。他离妻别女，远渡重洋，带着200美元去华盛顿大学艰难求学，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大学刑侦专业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美国东部跆拳道冠军、屈指可数的华裔特警。他做过克林顿等美国政要的保镖，为破解连环杀手案立过大功……他从一无所有的底层做起，终于做到职场高端，修成正果。

　　总结石子坚在美国的成功经验，逃不出那几条职场定律。

　　比如，要有积极的心态。一个人如果心态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乐观地接受挑战和应付麻烦事，那他就成功了一半。作为一名警察，石子坚有机会接触美国社会对外来移民的诸多不公正一面，最痛苦的，不是那些随时与死亡面对面的事件，而是种族和文化差异。在那种环境中，很容易自己把自己打倒。

　　比如，要有明确的目标。有了目标，内心的力量才会找到方向。当初石子坚在美国大学毕业时，教授给他泼了冷水：“美国没有适合你的工作。”为了实现梦想，他委曲求全，经历了无数次痛苦的经历，终于如愿以偿地在一流的警局当上警察，并随即考入了训练极为苛刻的美国特警队，从此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当然，最重要的是做个真正的人。在美国，华人总体上还是远离主流社会，很少去争取政治权利。石子坚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中国，在朋友的鼓励下，舞枪弄拳的他拿起了笔，希望这本书中的具体案例和他的个人经历，能对同胞们改善生存环境起一点作用。这也是本书受读者喜欢的地方。

　　橙子

　　我在美国当警察

　　弹指一挥间，我已在美国奋斗了16年，回想初到美国的情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为了打入美国警界，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入籍，我到监狱工作被犯人毒打，差一点死在监狱里。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美国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说过的话，他说他家距华盛顿州州府仅有一英里之遥，可这一英里走了三代人。这短短的一英里凝聚了骆家三代人，在通往美国主流社会漫长征途上所付出的艰辛。

　　在候机楼里，我与东华情不自禁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拥抱吻别，泪流满面。上个世纪80年代还不时兴拥抱，石姗站在一旁，怔怔地抬头望着相拥流泪的爸爸妈妈。我头也不回地朝候机厅走去，没有勇气再回头看她们。

　　那时人们对美国的了解还很少，我不知道等在我面前的是什么，哪里是我的终点？

　　东华把200美元缝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我要用这200美元在美国站稳脚跟。

　　飞机一过上海，我就开始晕机、呕吐，一天一夜没吃东西。原本强壮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十分虚弱，出国前满脑子到美国如何打拼的蓝图此刻只剩下两个字：“回家！”

　　一踏上美丽的夏威夷，我就被一股股气味顶住了。咖啡味、地毯味、香水味，加上各色人种的人味，混在一起，成了一股令我无法接受的美国味，,得我头昏脑涨。我这棵生长在泥土上的小草，现在被拔起来，插在黄油上，立刻就窒息了。可我却不能诅咒那把我拔起来的人，因为那人就是我自己。

　　连学校大门还没看见就快吐血了。我坐在椅子上，等着接受移民局官员的盘问，我想他们最好说我有移民倾向，把我原机送回。

　　没想到的是，尽管移民官把我问了个底儿掉，还是签字放行了。看来，这种洋罪还得继续受下去。

　　从北京一块登机的几个中国人都在等我。见我出来，一齐朝我招手，我就像见到了亲人，感到鼻子酸酸的。

　　18岁那年，我应征入伍，到人称东方夏威夷的海南岛驻军某部特务连当了一名侦察兵。四年军旅生活，使我练就了一身真功夫，成了大比武的军事尖子。这身功夫多年后竟成了到美国打拼的本钱。

　　在华盛顿一下飞机，大学同学吴新玉便带着他的美国女朋友文迪来接我了。他两年前来美，护照还是我帮他办的。他目前在法学院读法律，再有一年就毕业了。

　　汽车驶过一个建筑工地，有许多建筑工人在干活，吴新玉说道：“看见了吧，美国人并不都是大富翁。”他把跟我说的话用英文跟文迪学了一遍，然后两人便叽里咕噜地用英文聊了起来。真听得我一头雾水，心里不禁毛了，这要是上课，我能听懂吗？

　　以后的路要靠自己了，就算没有路也得踩出一条路来，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在国内时，总抱怨领导管得太多，问得太细，现在可好，既没人管也无人问，像断了线的风筝。你不能自力更生，就别想在美国立足。

　　刚到美国，这怎么办，那怎么办，全靠自己。等你弄明白了，闯过来了，也没功夫帮助那些步你后尘的人，因为你又要克服新的困难了。

　　乔治·华盛顿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GWU是这所美国著名私立大学的英文缩写。

　　GWU的刑侦系主要培养警察系统的管理人员、侦探、特工以及刑侦技术人才，其培养目标是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全面人才，主修课程都与法律和刑侦有关。

　　布莱尔教授是刑侦系系主任，也是我的导师，我是被该系录取的第一个中国人。

　　在这里，无论是谁，只要有两门课得了C，便被淘汰。另外，系里不搞论文答辩，而是毕业综合考试，四个小时，涵盖所有课程，靠学生当场独立完成。如果通不过，不仅毕不了业，而且所获得的学分也全部取消。

　　头一天上课，清一色的白人同学，全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这个一身牛仔服的中国人。警察圈子历来是白人的天下，我真有误入歧途的感觉。

　　美国的教学方法很灵活，师生互动，不像国内的填鸭式教育。我只好笨鸟先飞，提前预习功课，借同学的笔记。我还交了一个美国室友麦克，麦克经常纠正我的英文发音，向我介绍美国大学的教学模式，帮我度过了最困难的第一年。

　　经过一年多的适应，我敢在课堂上发言了，甚至能用英文高谈阔论。在克服语言关的同时，我还得过金钱这一关。

　　GWU是私立大学，学费昂贵。我虽然是全日制学生，但却不得不半工半读。刚来美国时，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从未超过五十美元，每天都是鸡蛋、热狗、方便面，现在一想起来就反胃。

　　1989年，我将东华和石姗接来美国陪读。来美国一年了，我什么也没有添置，还是从国内带来的两只箱子和几身旧衣服。

　　6岁的石姗开始读一年级，东华到一家中餐馆端盘子。

　　我每天早出晚归，东华的班也是晚上，只好把才6岁的孩子一个人扔家里。

　　那天半夜，我和东华前后脚回到家。由于房门里面挂了门链，打不开，东华低声叫女儿，却没反应。我怕把邻居吵醒，只好顺着墙角一点一点爬上二楼，从窗户钻进了屋子，把门打开。

　　只见石姗正缩在沙发上蒙着毛毯酣睡，小脸儿红红的，捂了一头汗。睡得迷迷糊糊的石姗睁开眼睛，看见是爸爸妈妈回来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东华轻轻拭去还挂在女儿小脸蛋儿上的泪水，自己的眼泪却止不住流了下来。她心疼孩子，心疼又得打工、又要读书的丈夫，还要忍受餐馆老板的专横跋扈。

　　她只有一个信念，帮我完成学业，一家三口回国，让所有的噩梦都结束。

　　我们在汗水和泪水中又熬过了一年。

　　石姗上二年级了，已经能用英语跟小朋友们打成一片了。

　　我也啃完了36个学分，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参加毕业考试的资格。

　　毕业考试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系每次考试都有人通不过，我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因为时间和金钱都不允许我再来一次。

　　我停止了一切打工，全力投入到这最后的冲刺，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拿着考试成绩单，我朝东华张开双臂，东华激动地扑到我的怀里。一年多两地分离的牵挂，两年来打工留学的辛苦，还有等待通知的煎熬，都随着泪水流走了。

　　我终于戴上了硕士帽，成为美国警察部门培育执法精英的高等学府———华盛顿大学培养出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刑侦硕士。

　　东华在国内银行的职位保留到年底，她受够了这里的苦，准备回国。可我觉得这两年付了这么多学费，怎么也得先挣回来再说啊。东华思前想后，答应为我和孩子留下来。

　　只因没有美国国籍，我的求职申请先后被移民局、缉毒局和联邦调查局（FBI）拒绝。

　　我重新调整自己，虎暂栖身，到了坐落在华盛顿远郊的华盛顿中心监狱工作。

　　我被中心监狱录取，并以优异成绩从监狱局警校毕业，然后分配到了第七监号。

　　少言寡语的“老越南”是第七监号负责人，和我一起当班的另一个警员是个300磅的黑人大膀子。这是全监狱最乱的监号，总共140名犯人，一多半是判了三四十年的重刑犯，还有背着两三个无期徒刑的。他们本该关在特级警戒监狱，可那边人满为患，只好临时关在中级警戒的中心监狱，为便于管理，就都集中在第七监号。

　　一天傍晚，我正在办公室和“老越南”说话，步话机忽然传来了“紧急支援第七监号”的呼叫。

　　赶过去一看，原因竟是300磅在值班时睡着了，步话机不知被哪个犯人拿去恶作剧，呼叫紧急支援，结果却是虚惊一场。于是，我们对第七监号临时搜查，没收所有违禁品，杀杀犯人的威风。

　　几个月过去了，我逐渐适应了监狱的工作环境。

　　一天傍晚，犯人们吃完晚饭，我像轰鸭子似的把犯人往监舍里赶。

　　突然，我发现一个从没见过的小个子黑人，刚想上前盘问，却见他猛地从怀里抽出一把尖刀，足有一尺长，对准慢悠悠走在前面的大个子犯人狠狠扎去。中了刀的犯人，痛得牛一样吼起来，一弯腰，从高腰皮靴里抽出一把自制匕首，转身朝着小个子胸口便刺。

　　我赶快叫紧急支援，又顺手把监号铁门锁上，免得更多犯人介入。

　　两个犯人扭打在一起，你来我往，刀刀致命，想要同归于尽。

　　增援的警员赶来了，大个子当场毙命，小个子则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断了气。

　　原来，大个子犯人曾杀死了小个子的父亲，还强奸了他的姐姐，小个子得知仇人与自己关在同一监狱，便开始了复仇计划。按说他俩是不应关在同一个监狱的，这也是管理混乱造成的。

　　不久，一犯人竟雕刻了一个足以乱真的人头模型放在枕头上，骗过了查夜的300磅，然后越狱逃走了。300磅因此被开除。

　　我的工作虽辛苦，收入却不低。东华回国探亲，看到银行的人事变动相当大，就打消了回国工作的念头，但脾气越来越坏。

　　因工作需要，我被临时调到独居监号。只有五六平方米的独居监号两个犯人一间，上下铺，主要是关违反监规或有自杀倾向的犯人。

　　独居室里的汉德森已呻吟了半个多小时，我把漂亮性感的女医生带了过去。

　　汉德森见了女医生，两只眼色迷迷地盯着她，冷不丁地一把扯掉毛毯，一丝不挂地呈现在女医生面前。女医生惊叫着躲到我的身后。

　　这家伙也太猖狂了，我大吼一声冲过去，双手抓住他的右手腕，猛的一个360度转体，他的身子滚落在地。他是全监狱的健美冠军，胳膊快赶上我大腿一样粗了。我不敢怠慢，不等他翻身，已用双手别住他的手指，狠命地反方向撅，使他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几个警员闻声而至，上前将他铐了个结实。

　　到了办公室，卷毛少尉和值班警长，都对我赞赏有加。这汉德森仗着身强力壮，又会西洋拳，不管是犯人还是警员都不敢动他。

　　自从与汉德森那次冲突之后，我萌发了练武的念头，想抓紧时间把部队学过的功夫再拾起来。

　　挑来挑去，我选中了一家韩国跆拳道武馆。经过刻苦练习，别人至少三年才能取得的黑带，我一年半就拿到了，并且夺得了美国东部跆拳道公开赛的冠军。

　　三年前的9月13日，星期五，我本想晚上在家庆祝女儿考入重点高中，可经不起卷毛上尉的软磨硬泡，回到监狱加班。

　　那天，“老越南”当班。我正在和他说话，卷毛少尉打来电话，让红帽子去指挥中心。红帽子是监狱长的公子，与卷毛少尉关系不一般。他因贩毒进的监狱，在指挥中心打杂，因老戴一顶红帽子而得名。

　　我催了他两次，可他和汉德森嘀咕着什么，就是不出监号大门。

　　卷毛少尉只好亲自过来找他，连推带搡地把他弄到办公室。我砰的一声关上门，汉德森领着一帮犯人堵在了门口。

　　卷毛少尉问他前段时间因老爸不在而问他借的5000美金，还是用信用卡划的账，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红帽子死不认账，卷毛少尉气得浑身哆嗦，上前就抓红帽子的衣领。没想到红帽子竟挥拳还了手，他顿时火冒三丈，抽出警棍对着红帽子的头就是一下。红帽子痛得大叫，猛扑过来。

　　当着犯人打人可是犯了大忌，“卷毛”见势不妙，趁着众人愣神的工夫，夺路而逃，边跑边对着步话机喊“紧急支援”。

　　我看情况不妙，紧跟着卷毛冲了出去。

　　汉德森一伙冲进办公室，倒霉的“老越南”被他们打倒在地。

　　随后，汉德森又领着一帮人朝我和“卷毛”扑来。我猛一转身拉开了决斗的架势，犯人们都停住了。

　　铁门开了，我收起架势往外跑。监号里施展不开，到外面再打就不怕了。可门竟被已跑出去的“卷毛”反锁上了。

　　这时，十几个犯人围了上来，我接连打倒了两个犯人。其他犯人在汉德森的指挥下，将我围了起来，我失去了施展的空间，被人从后面拦腰抱住，没等挣脱，胳膊又被按住了，拳头雨点般落在我的脸上、身上。汉德森终于找到了报复我的机会。

　　一群警员冲进来，平息了暴乱。我浑身是伤，多处骨折。

　　在取得绿卡五年之后，我怀着矛盾的心情加入了美国国籍，获得了申请当美国警察的资格。

　　100个名额，2000多人报名，经过严格的笔试和体能测试，我在1998年考入了美国的一流警局———蒙郡警察局。

　　首先，我们要进入警校，进行六个月残酷的警体训练，相继有20个警员被淘汰。

　　最后，80个经过大浪淘沙的警员，参加了隆重的毕业典礼，我终于实现了做一名美国警察的梦想！

　　不久，我通过了更严格、更“玩命”，也更全面的特警选拔，成为美国屈指可数的华裔特警。当时全局共有30多人报名，经层层筛选，最后只剩下3个人，我成为其中之一。

　　一年后，我以警局射击第一、障碍跑第五的成绩入围，与另外四名警员代表警局参加了美国东部特警联赛，并一举夺得联赛冠军。

　　从警之后，我与同事一起侦破了震惊全美的华盛顿连环狙击手枪杀案，并受到嘉奖。

　　在警察生涯中，我曾多次参与特殊警卫任务，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等政要保驾护航。

　　转眼已过不惑之年。东华基本保留了中国的传统，只看中文书报，喜欢看《大宅门》。我的生活方式可谓东西合璧，喜欢看《教父》。

　　石姗英文比中文强许多倍，成了黄皮白瓤的香蕉人。她嫌妈妈太东方，爸爸太老调，在家时，她宁愿出去跟同学去看新上映的电影。

　　东华终于下决心离开在她眼中一无是处的美国。女儿石姗由南加州大学资助，正在伦敦从事为期6个月的海外研习项目。

　　三口人，分别住在三个国家。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梦，朝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

　　(缩写/欧阳胜 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