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80天新娘暴亡 命案击中反家庭暴力“死穴”

　　刚刚操劳完老闺女的婚事，80天后，新娘的父母不得不又开始操办爱女的丧事。一个天生丽质、活泼单纯的女孩为何新婚后突然离世，一时间成了村里人们讨论的焦点。是不慎摔伤致死还是丈夫殴打致死？死因的两种版本加上丈夫的“零口供”让案件一度陷入一潭死水。为了激活“死案”，还以事实真相，2002年该案被列为我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席会01号案，并受到省委政法委的关注。时至今日，案件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事出蹊跷

　　婚后80天新娘暴亡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孩子你也不小了，你二姨说明天要带你见个人，你看中不？”

　　“妈，我还没想好呢。”说完，张淑玲（小玲）羞红着脸趴在妈妈身上，撒娇地把脸紧紧贴在妈妈的胸口。

　　小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生活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叶茂台镇石庄子村。由于是家里的老闺女，所以家人格外地疼她。别看生在农村，小玲的思想还是蛮“先进”的，她早早地就对自己的父母说过，自己的终身大事一定要她自己说了算。

　　第二天，媒人带了一个邻村的男孩来到小玲家。小玲家人一见，觉得这个小伙子———小伟（化名）看上去还算踏实，便默许了。一来二往，两个年轻人渐渐产生了好感，在经历了2年的爱情“慢跑”后，双方家长开始为一对新人筹办婚礼。

　　在2年的相处中，小玲和小伟相敬如宾，从没发生过大的争吵，可是就在婚礼举行前的几天，两个人却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执，起因是婚礼的彩礼钱该如何分配。互不相让的二人虽有些不痛快，可是一想到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便也把事情先放下了。

　　2001年1月14日，小玲和小伟在亲人的祝福声中，举行了不太隆重但很喜庆的婚礼。那一年，小玲22岁。

　　婚后两人并不幸福，因为彩礼钱的分配他们多次发生争吵。2001年3月26日，小玲负气回了娘家。3月31日上午，小伟让小玲的叔叔捎信给小玲，说他要外出打工，让小玲回家。3月31日16时许，小玲的父亲让人用三轮车将小玲送回了婆家。临走时，小玲的父母还一再嘱咐小玲，既然已经嫁了人就要好好过日子。小玲含泪告别了父母，坐上三轮车绝尘而去。也许此时此刻，谁也不会料到小玲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到家后，小两口回屋后再没出来。次日清晨，小玲跟婆婆说她头疼得厉害，于是婆婆派小伟出去找了本村的医生给小玲打了一针。可小玲的症状并没有好转，并开始呕吐，神志不清。随后，婆家人将小玲送往医院进行抢救。4月3日，在抢救了3天无效后，小玲死了。22岁的她离开了深爱的亲人，80天的婚姻也草草地画上了句号。

　　噩耗传来，小玲全家好比晴天霹雳，母亲当场昏厥过去。在亲友给小玲换衣服时，发现她头部、手臂、腿处有多处青紫色，见情况不对，小玲家人慌乱中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取证艰难

　　“零口供”使案件搁浅

　　公安机关当即抓捕了重大犯罪嫌疑人———小玲的丈夫小伟。在经过多次询问后，小伟拒不供认。婆家人的供词也都一口咬定小玲是不慎摔伤致死的。

　　那么，小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面对小伟的“零口供”，小玲身上的那些外伤就成了案件的突破口。法库县公安局特聘请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法医于4月5日对小玲进行了尸体解剖。鉴定结论为：张淑玲系因头部多次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重度颅脑损伤而亡。据此，法库县公安机关侦查认为，3月31日小玲从娘家回来，身上无任何伤，也未见其它异常。当晚只有小玲、小伟二人在一起，其家里又没来外人，虽然小伟拒不供认犯罪事实，但根据法医鉴定及调查材料应该认定小玲的死亡系小伟所为，于是提请市检察院对小伟批准逮捕。

　　沈阳市检察院在阅卷后认为证据不充分，退卷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可是，案发在小伟家，如此私密的场所，他人取证实在困难。况且婆家的证言也是一边倒，所以，在小玲家属的要求下，市检察院对小伟进行了心理测试（测谎）。测试中共问了小伟6个问题，其中包括“你是否打了你的妻子”？小伟回答“没有。”“你的妻子是不慎摔伤致死的吗”？小伟回答“是。”经过技术测试得出的结论是，被测试人小伟对设问的回答均为说谎。

　　本以为案件可以据此进入下一步的司法程序了，可是市检察院出于审慎的态度还是退卷让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柳暗花明

　　“联席会”激活死案

　　2001年8月初，案件再次回到了起点。小伟被刑拘一个月后放回了家。当地公安机关也解除了对小伟的监视居住。“老闺女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地死了啊，更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我们一定要为她讨个公道……”从那时起，小玲年迈的父母走出了村子，奔走于省、市妇联及相关部门申诉、上访。

　　此事引起了省妇联的重视，在给省委政法委的《关于法库县妇女张淑玲家庭暴力致死案的意见》中写道，县公安局拿不下口供，重案轻办，将重大刑事案件由治安侦查不妥，应转市刑警侦查；县公安局法律意识有偏差，将市检察院要求补侦与不批准逮捕混淆，小伟未解除嫌疑，不能放归社会，增加不安定因素等等。

　　当时，鉴于我省家庭暴力问题的日益突出，2002年3月，我省成立了辽宁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席会。联席会由省委政法委牵头，法院、公安、检察、司法、人大内务司法委、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民政厅及省妇联等部门共同组成。讨论协调重大疑难侵权案件是联席会的一项重要职能。在联席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会上，省妇联共向大会提交了6起颇具典型性的家庭暴力案件。小玲的案件作为01号案件摆在了各家领导的面前。为了加大办案力度，在省委政法委的协调下，由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三家共同阅卷，最后将该案交给省公安厅具体督办。

　　2002年6月4日，省公安厅组织了该案的重新鉴定。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检验意见书在检验意见处写道：张淑玲头部损伤主要是存在于左顶部和左耳周围的皮下出血，说明该处曾受到过外力作用。从左顶部损伤的性状分析，可能为较柔软且不规则形状的钝性物体（如手、拳类）打击形成……

　　据此，省公安厅下令对小伟进行抓捕。可此时小伟已经不知去向，于是该案就这样不得不搁置下来。2004年2月24日，经过布控，小伟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目前，沈阳市检察院已经对小伟提起公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对症下药

　　立法打通“取证难”

　　一个案情并不复杂的案件，一拖就是4年，同其他家庭暴力案件相比，这个数字并不是最长的。那么，家庭暴力案件的司法瓶颈到底在哪里呢？

　　据辽宁古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庆英介绍，家庭暴力案件与其他伤害致死案件不同，取证困难严重束缚了案件的侦查与审理。她说，由于家庭暴力发生的地方多是在家庭，在如此隐私的场所，又通常是一对一的情况下，很难取证。况且，碍于面子，许多妇女在被侵害之后，往往不去报警，也没有及时去医院验伤留下病历。因此当她们意识到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时，已很难找到证据证明自己受到过侵害，而单是身上的伤痕也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因为施暴方可以说是受害人自己跌伤的，即便证明是他人致伤，也很难证明就是施暴方所为。除此之外，省妇联权益部部长关淑兰还认为，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是瓶颈之一。她说，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虽然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裁条款，如将家庭暴力作为受害方提出离婚的一个条件，受害方离婚时可请求损害赔偿等，但还不够完善。我国除河北省出台了《河北省预防制止家庭暴力规定》之外，其他省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虽然《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所以，对家庭暴力的制裁几乎陷于一种“法律真空”之中。

　　那么，我省的家庭暴力处于何种状态，有关部门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打通以上这些“瓶颈”呢？记者从省妇联看到了这样一组数字，2000年到省妇联投诉的家庭暴力案件是1599起；2001、2002年有大幅度上升，分别是2368起、2922起；2003年受“非典”影响，投诉的家庭暴力案件有2255起；2004年为2517起。在谈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时，省妇联权益部关淑兰部长透露，目前省妇联正和省人大积极配合欲出台《辽宁省预防制止家庭暴力规定》。该《规定》已经经过了专家论证和调研，目前正在进一步征求意见。关部长说，该《规定》一旦出台将实现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即家庭暴力案件中取证难的状况将有所改进。根据法规要求，对家庭暴力的举报、控告，公安机关应当认真接待和处理。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的求助或者举报，应当立即出警予以制止，同时制作询问笔录，提取证据，并将询问笔录和证据存档。当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或者有关部门需要搜集证据证明家庭暴力情况时，公安机关应当提供其存档的询问笔录和证据；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提供其存档的调解记录。对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案件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因贻误处理导致受害人遭受更大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以“小玲案”为鉴，在此，本报强烈呼吁《辽宁省预防制止家庭暴力规定》能早日出台，那时弱势群体维权就真正有了“主心骨”。

　　本报将对“小玲案”进行跟踪报道。(孟锦阳)（来源：辽宁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