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明
在阅读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宋鱼水的事迹时，有个数字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她11年审理各类民商事案1200余件，调解结案率达到70%，且没有一件裁判不公，没有一件被投诉或举报。70%的调解结案率，如此高的比率，宋鱼水是如何做到的呢？
“法官不仅要善于‘定纷’，更要‘止争’，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宋鱼水认为，调解和判决相比，更能消除当事人的对抗心理，便于案件的迅速审结、执行，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更适合中国国情，于是，每接手一起案件，她总是首先想着去调解，努力将判案的法庭变成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调节器”。
调解制度，是我国解决纠纷的传统经验，被法学界誉为“东方一枝花”。但是，在有些人看来，传统的“和为贵”式的调解已成了与现代法治观念格格不入的过时货。事实上，“诉讼爆炸”这个令西方国家头疼的幽灵如今已在我国“崭露头角”，法院案件受理数量一直呈持续上升态势，久审不决、执行不力的积案率居高不下。作为法治后进型国家，在充分吸收西方国家的法治经验的同时，也应注意避免因过于迷信法律而导致的“诉讼爆炸”弊端。而宋鱼水的判案实践，对如何在新时期创造性地发挥调解的作用，做了积极探索，也给人诸多启示。
调解需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熟悉宋鱼水的法官都说，宋鱼水是调解的高手，许多棘手的案件在她那里都能得到满意的调解。有些案件中，判决似乎已成了惟一的解决办法，也是最省事的办法，但宋鱼水仍在寻求调解的办法。她说“调解结案和审判结案都表明一件案件的审结，但其社会效果却有很大不同。调解结案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使双方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使社会利益损失减少到最小。”于是，在一些公司企业间的大额纠纷、家长里短的小额纠纷、侵犯商业秘密等被同事认为非判不可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当事人在宋鱼水的调解下，常以最小的代价，化干戈为玉帛。
调解需要高超的技巧。上大学时，一句谚语给宋鱼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坏的调解胜于最好的判决。成为一名法官后，宋鱼水一直在寻求一种化解矛盾的最佳途径，一个法理和情理的最佳结合点。她曾代理过一件“老大难”案件，接手时，原被告双方拒不接受调解。宋鱼水利用双方曾是同学和合作伙伴这一点，向双方分析利弊，告诉他们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公司可能被拖垮。而如果和好，共同成立一家股份制公司，不仅公司的骨干和知识产权不会流失，还能把事业做大做强。入情入理的分析，“双赢”的建议，令当事双方尽释前嫌，而且很快合作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宋鱼水在办案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适合国情的、最大限度化解纠纷的调解方法，她的一些调解案例成了高校的教学案例，她总结发表了《试析桂香村调解案》、《试析一高科技企业与其职员纠纷的调解过程》、《试析理工达盛案件的调解方式和方法》等论文，对自己的调解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调解不是“和稀泥”，不能违背法律精神。在多年的办案生涯中，宋鱼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判理念，尽量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辨法析理，胜败皆服”，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如果调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她就选择判决。一次，一所大学的四位博士被指控抄袭了导师的论文，他们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错。善于调解的宋鱼水这次放弃了调解，坚决进行了判决。她说：“我觉得这样的事发生在博士身上是令人吃惊的，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严肃和严厉的回答。”
据报道，北京市法院今年将积极探索民事案件庭前调解模式。一度受冷落的调解制度正在由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走向纠纷解决体系的中心，重估调解的价值，重视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实现中国传统调解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使之重新焕发青春，是中国法治进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宋鱼水的身体力行和积极探索无疑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